大约三十年前，第一次读到李建军的《青春期》，惊异于其诗的排比而非排比的诗，那种书写的禀赋和才能为我所崇尚。

　　但那仅限于诗的缘遇，与建军的相交和友谊始自2017年库布其沙漠七星湖首次“蒙地客诗会”。2020年春夏之交，在阴山山脉乌拉山主峰大桦背，芍药凋谢之际，西凉、建军我们三人祭起“荒野诗派”的招魂旗幡，成为我人生末途在诗歌之路上的最后一批同路人。我是说也许。

　　这里我不准备谈论建军的诗，这本涵盖诗人四十年写作生涯的自选集也不需要我来置喙。我更愿意谈谈建军这个人，这个我戏谑为“老好人”的诗人，一个沉默的歌者。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李建军是那种沉默大于表达、行动又大于沉默的人。这个一生写内蒙古西部、写乌海的诗人，其诗如其人一样低调内敛而不事张扬。”沉默不语或缄默寡言作为建军的性格写照，绝不止于我个人的一种狭隘印象。

　　多年前我也曾写道“很多人羡慕阿翔，认为他什么都听不见，从而滋生了内心的安静。我不这么认为，安静与否不取决于耳朵。以阿翔为例，表面上他的确关闭了两只象形的耳朵，但内心里也许长着十万只耳朵。诗人的耳朵是天生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他的耳朵。”

　　引用这段话，在于我发觉建军的“哑巴”酷似阿翔的耳聋。

　　如果说阿翔的耳聋归咎于童年命运多舛，建军的“哑巴”症候更像是缪斯授意。只要深读这本诗集就会发现，建军的沉默恰好成就了他诗歌语言的丰富多义，他的生物性语言几乎全部转化为诗性表达。这么说有欠严谨，但反证亦然。其实建军并非有意封印了他生命赋能的话语权，但诗的尽情言说、词语的掌上歌咏无疑更加敞开或放大了他的精神场域。

　　在“荒野诗派”走狼山的一次现场谈话中，建军说“荒野是我心灵的家”，“我要回家”。我想我也是。

　　人世坎坷，诗路崎岖，我们一起回家。

　　此刻，离建军的诗集进印厂还有一天时间，我缺乏足够的耐心安静下来，先此打住。关于建军和他的诗，未来仍是我要谈论的话题。

　　就像康德一生从未离开柯尼斯堡，李建军的生存轨迹也几乎囿于乌海。尽管终其大半生用来诗写出生地和故乡，但他的诗人形象业已抵达当代诗歌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