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衍”铭青铜戈（如图），长22.70厘米，宽11.04厘米，厚0.6厘米，刃宽2.18厘米，秦代，于准格尔旗秦广衍城出土，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广衍”铭青铜戈，戈头每一部分都有专名：主要刃部称“援”；援末转折而下的部分称“胡”；嵌入木柲的部分称“内”，内一面纵刻“广衍”二字；援末和胡上穿绳缠柲的小孔称“穿”。

　　青铜戈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主要的常用格斗兵器，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长柄冷兵器，是车兵作战用的一种最常用的、最重要的格斗兵器，贯穿了整个青铜时代。它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技术史上，在我们现代军事思想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今天，很多与戈有关的成语仍在沿用，譬如成语“金戈铁马”“同室操戈”“化干戈为玉帛”“大动干戈”“枕戈待旦”“反戈一击”等，有着悠久历史的青铜戈在先秦冷兵器时代作为主要作战兵器逞威疆场，时至今日，仍然是战争的代名词。

　　关于戈的起源，一般认为是由镰刀类工具演化而来。新石器时代的石戈头,只有援和内,至今仅在福建、广东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过。到了青铜时代，戈成为军中必备的主要兵器。中国迄今为止出土最早的青铜戈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直内戈，距今约3500年。战国晚期，铁兵器使用渐多，逐渐淘汰了青铜戈，这种盛行于青铜时代的兵器，到西汉以后已绝迹，最终被由戈演化而来的铁“戟”所取代。

　　此青铜戈铭文上的“广衍”二字，指的是史书记载的秦汉时代的广衍城。广衍城，位于内蒙古准格尔旗掌乡勿尔图沟注入牸牛川的南台地上，故城大部分已被牸牛川冲掉，仅剩下东墙和北墙一段，地面瓦片密集，出土“长乐未央”、“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和云纹瓦当，还出土了半两、五铢、大泉五十钱币以及铜镞等遗物。根据以上文化遗存判断，古城的时代大致在战国至新莽时期。古城周围有许多与之同时期的墓地，其中有一些属于秦人的屈肢葬。随葬品大部与中原相同，也有一部分表现出畜牧经济的特点，如用牛首、牛蹄和牛羊肉随葬，以牛首衔环、牛首和马首形带钩作为装饰品等。古城以北的两处墓地发现的三件器物上，均刻有“广衍”两字，说明古城就是秦汉的广衍城。

　　据记载，广衍城所在的地方，战国时期惠文君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以前，属魏；之后，归秦，历秦始皇统一全国，直到秦亡。秦汉时期的广衍县，是统一多民族的秦汉王朝北方接近匈奴等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一个县，这里的文化面貌自然也反映了这样的特点。这里出土的半两钱和五铢钱，表明这里当时只流行秦汉的统一货币。牛羊头蹄及双耳铜鍑等随葬品也显示出了带有畜牧经济的特点。这些，有的是秦文化固有的传统，同时也表明匈奴等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对秦汉文化的影响。阴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区，是水草丰茂、宜农宜牧的农牧业区。战国之前，这里是林胡、楼烦等民族的游牧区。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拓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农业文化随之传人阴山以南，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在今大青山以南的黄河东岸，黑河和浑河流域，有不少战国时期的村落和城址，有些秦汉城郭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广衍城中的主要居民应是战国以来在此居住的农业人口和后来迁徙来的内地人口。秦始皇曾连续“发谪徙边”，至秦亡后这些迁徙来的人口大部分亡去。汉代又继续秦的迁徙政策，向边地迁徙内地人员，其成分也与秦相似。迁徙的内地人员，除一部分是“闾左”的贫民和犯法刑徒、有市籍的商人外，还有一部分属一般内地居民。边城居民的主要任务是防御游牧民族南下，另一项任务就是屯田。边城虽是为阻止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而设，但整个秦汉时期，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并非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而是既有战争，又有和平，既有对抗，又有交往。同时，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移居边地的华夏民族也有很大影响，汉人在重视耕种的同时，也把游牧作为重要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在物质文化与生活习俗等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在古城附近发掘的一些墓葬具有与关中及其他地区秦墓基本相同的秦文化特征，进一步证实了秦文化的北传。

　　秦朝时期，在这里采取了筑长城、置郡县、修筑道路、发展农业诸多措施。承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原政权管辖北方的历史，秦朝的统治和开发，进一步加强了北方同中原地区的联系。秦朝这个统一的中原政权，第一次对北方实施政治、军事上的管辖和经济上的开发。这一地区与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原政权和游牧文明为主的北方民族政权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广衍古城也印证了内蒙古地区是多种文明交融碰撞的重要地区，也是自古以来多民族生息繁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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