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动力和源泉之一，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草原文化的创造主体——游牧民族，是世界文明中贯穿中西通道、影响世界格局、沟通中西交流最活跃的流动因子。草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更加悠久绵长、更加异彩纷呈。

　　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

　　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游牧民族在长期流动、迁徙的过程中，不仅扩大了民族发展的空间，还踏出了固定的、纵横交错的用于往来迁徙的各种通道，其中一些通道逐渐延伸演变成重要的中西交通大通道。这些通道，不仅增强了游牧民族内部之间的沟通和凝聚，也促进了游牧民族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交往。

　　先秦时期，东西方就有基本固定的通道将东亚、中亚、西亚和欧洲联系起来。通过出土于史前时期和夏商周时期的玉器、青铜器，学者们确认了一条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玉石之路”，也称“青铜之路”。这条路由西向东传播着玉料、玉器、青铜器，连接着西亚、中亚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间，活跃在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凭借其军事优势不断征服和纳入其他文明。公元前8世纪，游牧文化开始对中亚、南亚及东亚的文明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影响在中国的东胡、匈奴等北方民族的青铜器、金银器艺术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玉石之路”与游牧文化的东渐路线都经过了漫长的形成过程，逐渐与后来的草原丝绸之路相重合。

　　草原丝绸之路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的东西方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原的文化元素，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逐步西渐中亚、欧洲等地，为西方打开了了解东方的窗口。除了草原丝绸之路，突厥、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充分利用草原丝绸之路的同时，还陆续开通了四通八达的回纥道、参天可汗道、吐谷浑路、驿道、商道等通道，为不同文化的交流补充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分布在沿线的各民族利用地缘优势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商业贸易的中介。

　　游牧民族的迁徙流动使东西方

　　之间的交流更加活跃广泛

　　草原文化的活跃性还表现在因游牧民族的西迁而改变了世界民族及国家的分布格局，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其中，匈奴西迁及一系列的征服活动虽有很大的侵略性和破坏性，但客观上推动了欧洲民族大迁徙与民族大融合，也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突厥诸族的西向发展、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西迁以及对中亚等地区的相继统治，进一步将本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传播到中亚及以西地区，成为东西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媒介。蒙古西征后，在被征服的中亚和东欧地区建立四大汗国，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了更大范围的民族迁徙及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打破了诸多民族的封闭、隔绝状态，迫使一部分民族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并为此后的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人类学家威泽弗德认为，成吉思汗创造的帝国为现代世界格局打下了基础。

　　游牧民族的迁徙、流动使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更加活跃、更加广泛。如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斯基泰人控制了早期草原通道并从事黄金贸易；西亚和中亚地区的红玛瑙珠自西向东传播，通过草原通道来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南西伯利亚、鄂毕河上游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的卡拉苏克文化，同时也见于今内蒙古地区中部和华北等地区；回纥的纺织品和纺织技术通过粟特商人传入西亚和欧洲；契丹人远行中亚进行贸易，西域诸国赴辽的商人也带来了许多西方物品；蒙古帝国时期将中原、中亚、西亚各行业熟练的工匠聚拢到一起从事手工业生产，出现了融合东西方文化特色的各种手工艺品；17世纪以后，清朝在蒙古地区及中俄边境设置了多处驿站，为旅蒙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除此之外，包括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精神文化交流也显而易见。如：匈奴时期的政治制度随其势力所及被西域诸国和中亚民族吸收和借鉴；四大汗国时期，伊利汗国治下的波斯地区实行蒙古千户、百户制，金帐汗国治下的俄罗斯地区实行中央集权、驿站制度等都是受蒙古相关制度的影响；各种宗教随着游牧民族的流动而传向各方，并在北方草原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蒙古民族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地理等引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科技文化，同时又将中国的艺术品、印刷术、天文历法、军事技术、医药技术等各种文化要素传入中亚和西方等等。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因游牧民族的迁徙、流动而生机勃勃，极大地丰富了中西方人民的生活。

　　草原文化理念适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

　　草原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古代北方民族、蒙古民族等游牧民族，是中华文化的活性因子，具有世界性影响力。匈奴后裔阿提拉被西方学者称为“上帝之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被称为“全球一体化的开创者”。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从未中断，双方共同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从先秦至清朝，游牧民族不断地南下并建立政权，尤其元、清两朝使中国进入了古代少有的大一统时代。长江以北地区的汉族社会因与游牧民族的长期交融，而成为与江南地区风俗迥异的北方文化区。辽金元时期，一位西方旅行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分为南北，北方被叫做Kitan（契丹），南方叫做Nangiyans（南家思）。游牧民族及其所承载的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始终保持活力的“多元一体”文化。

　　草原文化为人类社会贡献了诸多的生存智慧和经验。“尊重自然、开放包容、坚守信义、崇尚英雄”的核心理念，使其呈现出迥然有异的文化特征。草原文化秉持“尊重自然”，主张“天人合一”，注重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当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不是回到为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无所作为，而是主动、和平地依靠新的理念、新的成果减少或替代对地球的肆意掠夺和伤害，在地球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赢。世界文明是一个多样文化的集合，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草原文化推动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与融合，其“开放包容”“坚守信义”的理念同样适应当今全球一体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

　　草原文化的创造主体——游牧民族凭借骑马这一快速移动的技术优势，带着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品格，不断向着周边发展、突破。长期的流动使其在客观上贯通了对外交往的通道，连接了东西方文化，并在东西方交流中汲取各种营养，从而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执笔人：翟禹  李春梅  胡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