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南，一位用小脚走完长征路的非凡女性。相隔24个春秋，本文作者与她的两次“遇见”，成为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在迈入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的一瞬，我脑海中产生一个念头：会不会有她呢？
9月4日上午，随记协组织的学习教育团到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参观四渡赤水纪念馆。
赤水河静静地流淌，河面舒缓，水波不惊，红军渡赤水的渡口近在眼前。前一站参观结束后，我们又来到中国女红军纪念馆，据说这是全国唯一一处有关女红军的纪念馆，在此地建馆，纪念她们的功绩，再合适不过了。
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采访过许多人物，但写红军，只有一次，而且是一位用小脚走完长征路的非凡女性。身处这特色鲜明的场所，我想，若是我报道的人物，能和纪念馆有所关联，那该是本次行程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怀着几分的忐忑和遐想，我把想法告诉了身边的同事。
我所说的“她”，叫王泽南，1907年生于河南省商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父母双亡，被姑姑收养，后被缠足做童养媳。1930年，在她23岁时，开始革命活动，随后参加红军长征。
1994年的深秋，整个社会都在为迎来红军长征胜利一个甲子而营造气氛，我们的报纸也要配合这件事，千方百计地寻找有关红军长征的故事。我得到这样的线索，一名女红军小脚走完长征路，这无疑是会让记者兴奋的题材。约上摄影记者特木勒，我们找到内蒙古地矿局宿舍，采访小脚老红军王泽南。那一年，她87岁，身体硬朗，讲起话来力量十足。在她家客厅的餐桌旁，我与老人相对而坐，她用带有浓重的河南音普通话与我交流，讲起往昔的岁月，她的情绪时而平和，时而激动。其间，遇到听不清楚的地方，只好打断重来，老人也不生气，耐心地讲解。谈起长征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她仿佛又回到了以前那个枪林弹雨的岁月。由于战时所迫，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将王泽南所在的妇女工兵营，由三个连改成两个，一连由营长林月琴带领，承担被服厂的工作；二连由教导员王泽南带领，承担运输任务。
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个个有着传奇的经历，她们克服着身体、性别方面的差异，跟男同志一道，冒着枪林弹雨，同敌人作战，爬雪山，过草地，克服着饥饿、寒冷等难以想象的困难。据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4110多名，可是很多人没能坚持走到陕北。讲解员指着展板中的一个头像说，在一次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为了不暴露目标，那位女红军亲手捂住了怀里婴儿的嘴，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长征被称作“闻所未闻”的故事，但能用一双小脚丈量过，应该算是传奇了。是什么支撑她以小克大，以短克长，以柔克刚，用脚步丈量出那艰难路程呢？是理想和信念，是一种为老百姓能过上幸福生活的坚强意志。
采访后，稿件以《王泽南：小脚走完长征路》为题，刊发在1995年1月1日的内蒙古日报上。文中有这样描述：“长征途中，她带领运输连的百余名姐妹，三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几翻皑皑雪山。她没有因为自己缠过足而落后一步，相反，她却认真地担负起领导的职责，走在队伍的前列。然而，小脚毕竟与正常人不同，每走一段路程，她都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有时运输途中休息，王泽南就坐下来悄悄地揉脚……”
到达陕北后，王泽南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安塞保育院、延安西北银行总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就职于国家地质部，后调到内蒙古地矿局工作，先后担任人事处副处长、探矿机械厂工会主席、局实验室副主任，1983年离休。
玻璃幕墙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我瞪大双眼，视线不停地移动，一行一行地“扫描”，唯恐漏掉要寻找的名字。当目光移到“王”姓区域时，果然在里面见到了“王泽南”三个字，这让我惊喜万分，心中像吃了颗定心丸似的。
参观的人流缓慢地前移，麦克风里不时地传出清脆的讲解声音，可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寻找上。在一处列有红四方面军连级女红军名单的红色展板上，我发现王泽南的名字列第四排的第一个。这又让我眼前一亮，心里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
正当我内心充满喜悦之情时，报社同事陈达跑来说，在二楼阳台发现一个刻有“王泽南”名字的柱桩。我赶紧跑过去。原来，在纪念馆的走廊处，竖有一个个刻着女红军名字的精神柱。我仔细端详，抚摸着那深蓝色的柱子，“咚咚”的心跳声，仿佛能使人听到。这是我和笔下“人物”最直接的接触，相见恰逢其时，陈达随即用手机为我拍下了这难忘的时刻。
头像墙用新媒体方式显现，由一个个块状拼成，背景明亮，交替闪烁。几百张面孔，表现出不同的神情。她们或微笑或肃穆，或年轻或老暮，或清晰或模糊，深邃的目光都注视着前方，像是在与参观者诉说着什么。我仔细寻找，并没有发现王泽南的影像。我想起，当年采访时是拍过照片的，这面墙上，理应有她的小方块。
从最初的采访，到眼前的寻觅，两次“遇见”，相隔24个春秋。世事沧桑，岁月已改。
王泽南于2001年10月26日去世，而女红军纪念馆开馆于2009年9月。她已无法知晓，后人会以怎样的方式纪念这个特殊的群体。她生活的城市，距黔北这座小镇相隔千山万水，但人民没有忘记她，王泽南的名字早已镌刻在纪念馆宽大的幕墙上、醒目的展板上和永恒的精神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