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区著名作家肖亦农历时12年完成的新作《穹庐》，在《十月·长篇小说》2018年第4期以专刊形式全文刊载，并于10月下旬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12月，入选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穹庐》的出版引发强烈反响，近日，记者就《穹庐》作品本身及其文学之路的创作理念、创作历程等问题采访了肖亦农。

　　记者：您的新作《穹庐》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发您要去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从有创作这部作品的念头到完成，历经12年之久，为什么会花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肖亦农：故事发生在远东西伯利亚。正当苏联十月革命如火展开时，以日本为主的协约国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武装干涉，并妄图称霸远东。其阴谋遭到了布利亚特部众的竭力反抗。本书的主人公嘎尔迪老爹是布利亚特部落首领，其子班扎尔是布利亚特红军首领，对布利亚特这个部落的前程发生了分歧。因为这支部落是在明末清初从黄河边土默川平原来到贝加尔湖边的。300年来他们与沙俄坚持不懈斗争，始终捍卫自己的游牧地。但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和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把这支游牧部落与祖国分开。当十月革命时，嘎尔迪老爹率部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共同驱赶高布察克、谢苗诺夫率领侵犯的哥萨克匪帮，捍卫了祖先的土地。由于他收留了落难的俄罗斯卡捷琳娃公主与班扎尔发生了矛盾，甚至产生了对抗。嘎尔迪老爹在多重选择后，率部与白匪军、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路征战八千里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

　　12年前，我受邀写一部反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电视剧。当时制片方给我提供了许多资料，大约有上千万字，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浸淫在这浩如烟海的资料之中，渐渐走进了尘封的历史之中，也融进了那峥嵘岁月之中。我以一个写作者的敏感，觉得这里面可能蕴藏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故事。于是，我开始涉猎这个神秘的蒙古部落的历史、文化、音乐、舞蹈、服饰、饮食，以及他们的好邻居、好朋友鄂温克等部落的历史文化风情。通过对布里亚特部落及邻近的鄂温克族、巴尔虎蒙古部落历史文化的梳理，我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文学的富矿之中，随手捡起什么，都让我激动不已。尤其是布里亚特部落的迁徙史，更让我对这个蒙古部落充满了敬意和尊重。布里亚特人的东归故事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想写一部反映这个部族东归的长篇小说。于是我开始结构故事，并且动了笔，很快写出了一部分。

　　后来，我竟把未完的稿子放下了，不是没感觉，而是感觉太充沛了，让我抓不住方向，顺着任何方向走，都能走下去。但线索太多，跨度太大。拿起放下，放下拿起，文学还真不是放得下拿得起的事情，我写了删，删了再写，折腾了几年，总算有了眉目。当中还去了几次俄罗斯，到过西伯利亚、额尔古纳河、锡尼河，走进布里亚特人中间寻找感觉。越进入到草原，越觉得自己的语言文字苍白，越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有时会沮丧地感到，在一种古老的历史和文化面前，你什么也不是，我甚至多次萌生放弃的念头，但还是舍不得。再后来，我去布里亚特民族自治乡，见到了一位精通布里亚特历史的长者，他叫巴拉登道尔吉。他感慨地对我说，知道我们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你是一个。我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写人，不是写历史。他笑笑说，一样的。我说我是写活在历史中的人。多少年来，我想寻找蒙古族的英雄情愫，正是这种英雄情愫造就了蒙古民族的辉煌。蒙古民族的主基调应是英雄情愫。而英雄情愫的不断变化，正是我这部作品写作意义的所在。布里亚特人的东归壮举，无疑是蒙古民族英雄情愫的集中爆发。

　　巴拉登道尔吉老人告诉我，他这些日子在阅读一部写布里亚特草原的作品，是斯大林时期的事情，你也应当读一读。他取来了那本书，是俄文的，我说我看不懂。他说我可以帮你翻译成蒙古文。我说蒙古文我也不懂。他说那我就翻成汉文。我俩说定了，半年之后，老人翻译的厚厚的几本汉文手稿，就交到了我的手里。当我看着他那整齐的、不时夹杂着蒙古文、俄文的手稿，眼睛有些湿润了，这是位年届八旬的老人啊。这位布里亚特长者，对我，对我所要写的活在历史中的人投入了多大的期待啊。

　　几年来，我的行囊里总是装着巴拉登道尔吉老人的译稿，不时取出看看。现在这部书稿就放在我的案头，我不时地看看它，感到它就像是一双眼睛，布里亚特的眼睛，总是那样深情地望着我。我就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完成了《穹庐》的创作，从写下第一行字到文章结束，前前后后用了12年。

　　记者：您之前的《毛乌素绿色传奇》《精耕库布齐》等作品都是描写沙漠巨变的，可以说您是沙漠巨变的记录者，您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经历了哪些心理变化？

　　肖亦农：我多年来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人间神话》《绿色壮歌》，以及近年来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上的生态散文《精耕库布齐》《致意毛乌素沙漠的最后一座沙山》等，都是我对鄂尔多斯人治理荒漠化进程的忠实记录和对荒漠化治理的生态反思。

　　我与草原大漠已经纠结了近半个世纪，真正有了绿色意识，那还是40年前，在毛乌素沙漠一个公路养护道班里。那时我还年轻，但我栖身的大漠深处却是地老天荒，到处黄澄澄的，推开门窗就是雄浑起伏的毛乌素沙漠。一夜狂风起，沙子就像雄狮一样扑了过来。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得翻窗出门，用简陋的劳动工具清除堵住我们屋门的积沙。后来，为了防沙，我们修了院墙、大门，并围着院墙种了树，建起了一片片副食基地、小苗圃，还挖了一个小鱼塘。我曾以这个沙漠里的道班为背景，创作了中篇小说《灰腾梁》、短篇小说《山风》。这两篇作品都被《小说月报》转载，并被收进多个选本里，成为我早期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品。　　

　　多年来，我痴迷上了鄂尔多斯沙漠，为鄂尔多斯沙漠的沧桑巨变折服，书写沙漠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作为鄂尔多斯沙漠巨变的记录者，我有这样一种感受：鄂尔多斯人改造着沙漠，同样沙漠也在改造着鄂尔多斯人。

　　鄂尔多斯沙漠翻天覆地的变化，撞击着我，感动着我，激发着我的创作激情。实际上，我的创作激情是从鄂尔多斯大漠中长出来的，真不是采风采来的。因为我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我的稔熟朋友。我从来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只不过是在荒漠化治理的伟业中有不同的分工罢了。

　　记者：您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肖亦农：我感谢鄂尔多斯大地给予了我那么多的创作灵感。对一个作家来说，有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就足够你展示文学才华和文学抱负了。我的文学创作，正是随着鄂尔多斯大地的巨大变化而不断推进的，正是这种生根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让我感受到土地的翻腾变化。

　　4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笔耕不辍，用手中的笔呵护着美丽的鄂尔多斯。正是这种扎根土地的写作，让我不飘不虚，无时不在汲取土地的营养，于是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融入鄂尔多斯大沙漠里。足踩在沙漠上，我想，我就是一粒沙子；身隐在铺天盖地的沙漠绿浪中，我想，我就是一株小草。热爱沙漠，呵护沙漠，已经成为了我生态写作的一部分。

　　地域写作从来不会影响一个作家对世界整体的思考，关键看你笔耕多精、思路多广、开掘多深，有没有找到你文学生命的根。我佩服巴尔扎克深耕巴黎，敬仰托尔斯泰足不离波良拿小镇而将广袤的俄罗斯托于掌上，喜欢莫言用一支大笔建立的斑驳高密。“用心”是一个沉甸甸的词语，值得作家反复咀嚼。作家用心思考，用心写作，将心交于读者，甚至将自己的血肉与自己生活的土地融为一体，你的心脏随着土地的脉动而跳动，你的喜怒哀乐随着这块土地上人民的生存状态而翻滚起伏，你才会懂得为人民写作的分量，才会懂得构建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学的神圣与庄严。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您的创作历程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您对文学艺术的思考有何不同？

　　肖亦农：我的创作始于1973年，曾发表短篇小说《黄河女船工》，那时的写作除了写些豪言壮语，基本上是与文学无关。改革开放后，开始接受各种文学思潮和国内外的文学名著。我一直在鄂尔多斯工作，更喜欢的是当地的语言、文化，想把鄂尔多斯文化深挖并通过我的笔介绍到更远的地方。于是我紧贴大地进行文学创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写作主要是写知青生活，代表作有《红橄榄》《孤岛》《灰腾梁》等被我称为《金色的弯弓》系列小说，主要以中篇小说为主。这些作品见于《十月》《当代》《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完成了《黑界地》的创作，这是我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主要进行影视剧创作，与朋友合作完成了大量的电视连续剧，如《诗圣杜甫》《尚方宝剑》《蟋蟀宰相》《皇上二大爷》《在一起》《村官难当》等，独立创作的电视剧《我的鄂尔多斯》《爱在冰雪纷飞时》，为我的影视代表作品。后转入非虚构创作，开始关注鄂尔多斯大地的变化，关注生态变化，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人间神话——鄂尔多斯》《毛乌素绿色传奇》和大量散文作品，直接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后来开始潜心研究蒙古族文化和英雄传奇，不断开拓自己的文学版图，完成了长篇小说《穹庐》的创作。这部作品凝聚着我的心血和我对内蒙古大地的爱恋，也是对养育我成长的内蒙古大地的回报和感恩。  

　　（本版图片均由肖亦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