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9日，我们的父亲（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书记处书记兼公安厅厅长）毕力格巴图尔诞辰110周年。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对他老人家有了更加深刻的领悟。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品德，将永远为儿女所缅怀和敬仰，仅将此篇纪念文章敬献给我们可亲可敬的父亲。

　　（一）

　　1908年父亲出生于土默特旗（现呼和浩特赛罕区西把栅乡）什兰岱村一个蒙古族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跟随爷爷种地打猎，养成了勤劳、正直的品格。1928年村里遭受旱灾，为修渠浇地，村民推选父亲为“渠头”，因地主仗势不让水渠通过他的地段，和他讲理不成，使修渠浇地一事未成，激起了父亲对地主的愤恨，看到世道的不公，觉得在家无法安生，萌发了要找一条能为穷人说话的道路的想法。

　　1929年，父亲在佛鼎（时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引导下参加了革命，担任交通员。1930年农历正月初五，中共西蒙工委选派父亲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同年9月，又被组织选送到莫斯科苏联东方劳动大学民族班学习，1933年底毕业。他常说：一个青年农民能出国学习革命理论，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1934年1月，父亲在吉雅泰（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带领下，受组织派遣回国，经苏联伊尔库茨克、蒙古乌兰巴托再经锡林郭勒盟、四子王旗回到归绥（今呼和浩特）。他们的任务是在绥远、北平、天津等地搜集日寇军事部署及军用物资情况，并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开展抗日地下斗争。回国后，首要任务是和组织联络。经过数月，历尽艰辛，终于在察哈尔正黄旗通过先期回国的纪松龄和组织接上关系。按组织分工，吉雅泰驻北平、纪松龄驻集宁，父亲负责联络和掌握归绥情况。从此，父亲开始了平绥路地下10年惊险、艰苦、传奇的抗日革命斗争。

　　1935年初，吉雅泰同志联络和掌握了一些专门向他汇报日寇情况的线人，但也因此引起北平警察局的怀疑，上级决定吉雅泰转移到张家口，将父亲调往北平，化名姚瑞亭进入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以办事处交际股股长身份开展工作。期间父亲收获了一份宝贵的爱情，在吉雅泰的提议下，父亲和吉雅泰的妹妹——我们的母亲赵林召结为夫妻。当年12月，父亲把德王去满洲国访问、与日寇进一步勾结的情报传送给乌兰夫。乌兰夫同奎璧立刻将这一消息印成传单散发，揭露德王投靠日本的行径，为1936年2月百灵庙保安队官兵暴动做了舆论准备。

　　1936年初，因为办事处人事变动，父亲离开办事处以商人身份进住首善公寓，并以在北平西四牌楼南大街开设的“义达里宏仁西药房”作掩护开展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9 月，药房被敌人察觉遭到破坏。父亲又紧急转移到天津，根据上级决定，由搜集情报转为对敌破坏斗争。父亲与王森、孙琦等人，将满载日军军需物资的两艘日本轮船炸沉于海。父亲还派东北学生吕琳（乌兰，内蒙古原经委副主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兼女工部部长）等2人相继炸毁了日寇轮船，还有号称“天皇陛下之资本”的天津、北京中原百货公司以及军用草垛、棉花仓库。1938年，在北宁路古冶车站组织炸毁敌人火车头后，被敌特发现开枪击中衣袖幸未遇难。遭此险遇，组织立即决定撤离天津。一个月后，父亲化名王福元赴冀中破坏琉璃河铁路桥，阻止和拖延日本鬼子南下日期。不料到了河北新城被国民党残部（刚改编的地方武装小八路）扣押，险遭活埋。后经冀中军区解救进入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父亲并任命他为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为军区培训数百名侦察、爆破人员。

　　1939年秋，父亲接受组织安排，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以务农为掩护，深入伪蒙军第九师、归绥小校场伪蒙军校，继续搜集绥远地区日寇情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随部队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任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宣传主任。

　　1946年6月，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国。11月，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11师副政委，1948 年11月，任内蒙古骑兵11师师长兼政委。1949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4师师长兼政委。在解放战争中，父亲亲自参加和指挥的主要战斗有：1947年明安旗八佐山战斗；1948 年11月，率部参加平津战役解放张家口的阻击、打援、追歼战斗并解放张北县；1949年挥师绥北战役、召河庙战斗，接着率部解放四子王旗、西苏旗直至乌兰察布盟全境，为保卫锡察革命根据地和内蒙古西部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国防部授予父亲二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乌兰察布盟政府成立，父亲首任乌兰察布盟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改称盟长），先后兼任盟委副书记、书记、军分区司令员，领导乌盟政权建设、民主改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1950年10月，父亲奉绥远省军区命令，任军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挺进绥西、二进河套地区剿匪战斗，剿灭当地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兵患，为巩固绥西和河套地区新生人民政权，推广减租减息恢复农牧业生产作出重要贡献。

　　1951年，父亲回到乌盟后，特别挂念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骑兵4师（11师）的烈士们，他提议组织收集烈士遗骨小组，并在乌盟所在地固阳县城修建烈士纪念塔。

　　1955年8月1日烈士纪念塔落成，乌兰夫主席为纪念塔亲笔题词：烈士们永垂不朽。父亲亲临大会宣读祭文，塔中安放着293位烈士的骨灰和灵位，供后人凭吊纪念，圆了父亲追思烈士的心愿。如今这座内蒙古境内唯一的骑兵烈士纪念塔几经修缮，已成为内蒙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固阳烈士陵园。

　　1955年6月，父亲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厅长、厅党组书记、武装警察总队党委书记兼总队长，开始了他又一新的征程。

　　公安机关是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执法队伍，政治性强、涉及面广，在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复杂突变的情况下，中蒙、中苏边界出现不稳定情况甚至发生少数边民越境事件。在公安部和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父亲团结厅党组全体同志，指挥全区公安工作，忠实履行职责。遵照上级指示，1961年春，父亲多次带领干部深入边境、牧区调查研究，开展边防安全教育，并很快建立56个边境公安派出所，加强边境社会治安工作。1962年，父亲又带领工作小组到新巴尔虎左旗等地进行边防治安教育。因中蒙边境牧民搭界居住情况多，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工作小组首先对广大牧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同时努力改善边境物资供应和医疗卫生等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效果显著，边境秩序稳定。

　　父亲在公安厅任内长达12年，他始终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不改初心，驾驭复杂局势，妥善处理了许多敏感案件，使全区公安工作为内蒙古的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巩固祖国北部边疆做出了突出贡献。直至“文革”，呈现了我区治安工作最好时期之一。1963年，公安部《公安建设》登载《内蒙古公安厅长毕力格巴图尔同志一贯保持党的艰苦朴素作风》文章，同年10月，新华社内部刊物以《毕力格巴图尔同志的优良作风》为题全文转登，在公安系统和党内进行表扬。

　　1964年3月，父亲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任自治区党委常委。5月，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公安厅厅长。他更加努力做好分管、兼管及自治区党委的中心工作。10月，他带领党委牧区“四清”（试点）工作团到呼盟新巴尔虎右旗开展 “四清”工作。10个月时间里，他深入牧区额尔敦乌拉公社蹲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处理牧区“四清”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左”的思想影响，保护了干部，发展了牧业生产，平稳地完成了牧区“四清”试点工作。

　　1965年10月，由于其他领导分别下去搞农村“四清”工作，父亲回到自治区党委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年冬和次年春，内蒙古西部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他沉着冷静指挥应对灾情，首先是狠抓灾区群众生活，要求不冻死、饿死一个人，再就是动员抗旱保畜，同时加强灾区治安，指示公安厅部署灾区治安工作。春节刚过，他就带领工作组深入四子王旗、达茂旗等灾区抗灾保畜、抗旱轮种，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作出牲畜跨区转移决策，分批结集大畜、种畜，用火车把西部遭灾严重的几个旗的牲畜向东部草场较好地区转移度灾。从而，为灾后恢复牧业保存了大批大畜、种畜。后来人们把这一决策称为火车走“敖特尔”（流动放牧）的历史创举。

　　父亲存放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后期的38本日记，记录着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过程、调查研究数据、表格以及工作中的感受体会。它既记录着内蒙古建设的一个历史侧面，也见证了父亲深入实际、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历史功绩。部分日记本存放在内蒙古档案馆《自治区做出较大贡献的著名人物毕力格巴图尔卷》。

　　1966年3月，父亲从灾区回到自治区党委继续主持日常工作。5月，华北局召开前门饭店会议，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从此，内蒙古陷入10年内乱；8月下旬，父亲被打成“乌兰夫黑帮”停职检查，1968年2月开始被隔离审查，1969年实行军管，直到1972年底回家治病。

　　在“文革”异常艰难的岁月里，父亲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但他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同“四人帮”倒行逆施进行顽强的抗争。由于长期遭受“四人帮”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74年2月，因心梗突发不幸去世。3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为父亲举行了追悼大会，后将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回望父亲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农民青年成长为优秀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历经艰险的抗日战争，枪林弹雨的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繁忙艰苦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奋斗了终生！

　　（二）

　　1929年，父亲为参加革命还有一个有趣真实的故事。是年夏天，父亲在土默特旗保合少村（现呼和浩特新城区保合少村）他三姑家见到一位精干的陌生人，心想他是否就是为穷人办事的表姐夫？因为从未见过面，就问他三姑这人是谁？回答说是一木匠。父亲便不动声色地住了下来观察这位年青人。第二天一早父亲竟向他三姑告别要回家，并且煞有介事地说我不会再登您家门了。他三姑忙问，谁得罪你了？父亲说，您的家人不地道，怎么能让木匠和自己的闺女住。他三姑一听赶忙说：那就是你表姐夫，旭日的女婿佛鼎。父亲听后喜出望外，立即找到佛鼎说，你把我领上吧，佛鼎说，猴头大的人能干什么？父亲十分自信地说，你能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佛鼎也耳闻父亲是个勤劳、助人的青年，又见态度坚定，就说：好，秋天听我的信儿。不久，父亲受佛鼎指派担任交通员。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国。

　　1929年5月，党组织派乌兰夫、佛鼎等人从莫斯科回国开展秘密地下工作，发展党组织，父亲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毅然参加革命，开始了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和奉献的一生。

　　1933年底毕业前夕，父亲总结这几年的学习时写道：如饥似渴地学习俄文、数学、物理、化学、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军事学等课程，并积极参加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斗争形式、党的建设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以上的进步和学习成绩，是决定我一生能够从事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因素、关键的一步。还说：在蒙古学习，想的是解放内蒙古和全中国，到苏联学习，大开眼界，在东大学习的学生除了有中国（内蒙古的学生多）的外，还有越南、印度、朝鲜等10多个国家的学生，我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帮助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得解放。“只有解放全人类，才是我一生最值得的事情。”从此，父亲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坚定信念，像一根红线贯穿他的一生，为日后革命征途谱写传奇人生奠定了矢志不渝的思想基础。

　　1934年1月，他们回到归绥，按离开苏联之前的计划，在北平接上组织关系。父亲和吉雅泰虽多次按回国前指定时间、地点接头，但始终未能找到联系人，无奈他俩只好返回归绥。吉雅泰沉着坚定的讲：“不要急，会有办法的。”经商定，父亲再次出发向察哈尔、张家口一带寻找组织。一天在三道营打听到消息，称卓资山一位叫查干呼的人曾说过是要找的人。赶到查干呼家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查干呼的父母面露反感地说：“查干呼已离家好久，音信皆无”，他继母以为父亲听不懂蒙古语，竟用蒙语咒骂：“这帮家伙革命革命的！有朝一日把自己的命革没了就不革命了。”他父亲也不愿意让父亲在这里停留，就说你要找的人，到张家口云庆那里问吧。父亲只好离开这是非之地直奔张家口，转了好几天，总算找到了云庆，虽然对方态度冷淡，但终于打听到了父亲要找的人的消息。连他家一口水都没喝，饿着肚子赶往正黄旗，天黑了就在路边破庙里过夜。第二天过集宁附近的霸王河时，百米宽的滚滚河水，人生地不熟，父亲心里紧张得很，但为了赶路，鼓起勇气跳入河里，小心游到对岸，上岸时不料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右脚上，第二脚趾指甲被砸掉。父亲不顾钻心的疼痛，咬着牙、跷着脚，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越过荒野天也快黑了，忽然看到前方有火光在闪动，父亲心中燃起了希望，朝着有火光的方向走去。走近发现这是菜园的一个窝棚，里面有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抽着旱烟，老人看到父亲疲倦、饥饿、还有脚伤，便让坐下来歇歇，还给做了莜面傀儡。更意外可喜的是在老人指点下，终于在察哈尔正黄旗三苏木找到了先期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回国的纪松龄（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1942年牺牲），并通过他和共产国际人员旺力靠夫接上组织关系。父亲怀着满腔热情和抗日救国的信念，为寻找组织，一路上靠打短工谋生，从春夏之交走到深秋，过着流浪生活，经受了回国后第一次革命工作的考验，从此，开始了平绥路地下10年传奇般的抗日革命斗争。

　　1935年5月，组织决定将父亲调往北平。1936年初，在义达里宏仁西药房的工作还算顺利，期间做了瓦解敌军势力的工作，使日寇企图策划进攻绥东洪格尔战斗失败；壮大了地下组织，有了“左膀右臂”，增强了抗日力量，还给北京门头沟游击队送去药品。“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药房被敌人察觉遭到破坏，父亲不得已又紧急转移到天津。

　　根据组织决定，转移到天津暂住英租界，任务由搜集情报转为对敌破坏。日军占领北平后，计划南侵攻占武汉，因此破坏平汉、北宁两线铁路及沿线桥梁、码头和军用仓库变得十分迫切。父亲在天津组织地下人员扮作搬运工人，在鞋底夹层中装进爆炸物，安放在船舱货物下面，把日寇两艘满载军需物资的轮船炸沉于海；派出东北流亡进步学生吕琳等二人在日资商场，一人佯装买布，一人安放爆炸物，在北平、天津相继炸毁号称“天皇陛下之资本”中原百货公司；组织地下人员烧毁鬼子的军用草垛、棉花仓库等，火势蔓延，物品烧毁，给了日本鬼子迎头痛击，真是大快人心。

　　1938年2月，在北宁路古冶车站组织工人小陈炸毁敌军一火车头后，照例按约定时间去大光明电影院同小陈见面，但没有见到小陈。按地下工作惯例，在约定时间没到，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为了搞清实情，第二次毅然前往约定地点，下午5时，小陈出现了，双手紧紧套在袖筒里，身后不远处还跟着一人，父亲意识到这一异常情况，为了看个究竟，又往前几步，当他和小陈对视的瞬间，突然，小陈举起被拷的双手大声叫喊：“我被抓了，活不成了。”闻声，父亲处变不惊，依然若无其事迈步穿过人群，急忙向南英租界奔跑，特务立即开枪，一弹击中衣袖穿孔而过，跑过英租界后脱险。遭此险遇，为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让他立即撤离天津。

　　1938年3月，父亲化名王福元，同孙琦（烈士，1940年在北平牺牲）到冀中容城破坏敌人南下交通线、桥梁等。下火车后，受到刚改编的国民党残部，自称“小八路”的刘克忠、朱占魁的“热情欢迎”，被安排住在新城一座深宅大院。第二天，刘克忠带着副官进屋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来干什么呀？”父亲直截了当回答：“就是炸掉琉璃河铁路桥，阻止和延缓日寇南下时间，希望能得到你们帮助。”不料得到的回答竟然是：“炸一个桥作用不大，但会惹一屁股麻烦。”听不下去的父亲反驳道：“抗日还能怕惹祸吗？我们不闹，鬼子不也一样来找你呀！”刘克忠又说：“话不能这么说，你炸完桥走了，招来了日本人谁来对付？”父亲坚定地回答：“谁有抗日决心，谁就可以对付他们。”在无言以对的情况下，刘克忠只能蛮横地说：“这里是我们驻扎的地方，应当由我们抗日。”父亲将计就计：“好吧，既然是你们的范围，我就把东西、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刘克忠嚷嚷着：“不成，我们不执行你的任务。”事情陷入僵局，刘克忠气势汹汹地带着随从走了。不一会儿，后院门被上了锁，门前站了岗，显然是监视软禁了父亲。父亲非常着急，一次再次地让门岗带话给刘克忠：“……国难当头，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抗击日寇。”

　　下午，来了一位解放区派驻刘克忠部的宣传队负责人王同志，询问了父亲的身份，然而在当时无法证明地下工作人员身份时，王同志显出为难神色。晚上，王同志觉察到刘克忠可能要杀害父亲，于是慌忙前来并沉重表示：我没能帮助你们。父亲沉着冷静地说：“没什么，我不会责难你。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即便不是也好，可你要记住这码事。”又说：“死亡对我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要是怕死，我就不抗日了，这几年我已经有过多次死到临头的经历。你要记住，刘克忠要杀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削弱的是抗日力量。”父亲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和气概深深地打动了这个青年，他果断地说：“你等等，我们再商量研究一下。”父亲心里一亮，提出：“让我和宣传队的同志见见面好不？”就在这天晚上，他和宣传队员们开了一次座谈会，说是座谈会，其实是一次审查考试。经过2个多小时的座谈，宣传队基本确定了父亲的身份，最后决定连夜送他到河间冀中军区见黄敬特委。黄敬特委听了父亲在新城的遭遇后说：“太危险了！目前我们和刘克忠部的关系还不巩固。”实际上这支“小八路”是由地方武装争取改编的，他们表面抗日，背地里还和日本人勾结扩充自己的势力。接着，在黄敬安排下护送父亲到晋察冀解放区。此时，晋察冀军区也接到共产国际通过延安中共党组织电称：秘密派往冀中容城的王福元同志到冀中后失去联系，请查明予以保护，从组织上证明了父亲的身份。

　　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彭真接待了父亲，并任命父亲为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聂司令员说：“至于孙琦同志，我们会保护他安全回到冀东。你留在这里办个训练班，培养训练一批侦察、爆破战士，由他们去完成具体任务，这不比你一个人去炸毁一座桥更好吗？”父亲穿上黄色军装，为边区培养侦察爆破人员，也度过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安全稳定的解放区生活。

　　1939年经组织决定，父亲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土默川，以务农为掩护，在什兰岱村家中住了下来。他化名赵子玉在归绥旧城三官庙街口一家肉铺，以“少掌柜”的身份安顿下来，经常深入伪蒙军中宣传抗日思想，借机向伪蒙军九师杨桑扎布、乌能齐、道计力格等青年军官宣传抗日思想，力求控制伪蒙军九师。他还把工作扩展到归绥小校场伪蒙军官学校，联系进步青年学员，扩大革命力量，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10年抗日地下斗争，从搜集敌伪情报，到北京“宏仁西药房” 被敌人破坏，到天津又遭敌人追捕，乃至在河北新城面临生死关头，父亲的革命理想丝毫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正如他在回顾这段历程时写道：“布尔什维克党教育下的人是能够经得起严峻环境考验的。抗日战争前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抗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野蛮行径都没有吓倒我、阻止我的斗争，相反使我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更加坚定和坚强起来。”

　　1949年1月，驰名中外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挥师参加绥北战役三战三捷。特别是父亲亲自指挥的召河庙战斗，针对国民党孙兰峰部结集从东北、张家口等地逃来的溃军，出动 2000骑兵、600步兵、30余辆机械化部队等，偷袭父亲率领的3个团不足2000人兵力的骑兵11师。紧急关头，父亲召开师党委会研究决定，立即退出召河庙而后组织反击。当部队撤出召河庙时，父亲对指战员们说：同志们往后看，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子，我们是背水一战，又说：同志们，11师在，阵地在。接着立即组织炮兵连突击队，密切观察敌人动向，等敌军毫无戒备进窜召河庙地区后，父亲沉着冷静，怀着必胜的信念，没等敌军喘过气，下令：给我狠狠打，往死里打！炮火连天，接着突击队一片喊杀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匆忙后撤逃跑，午后在友军支援下，追逼敌人窜退到武川。以少胜多的召河庙反击战的胜利，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

　　开创乌盟政府工作，是父亲面临的崭新的艰巨任务。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现状，以及所辖6个旗1个区中，就连上层干部也没有会讲汉语的，更不用说基层干部的实际，为尽快开展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从丰镇派来22人支援工作团。父亲发扬继续革命，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念和坚强意志，在工作团帮助下，依靠绥远省政府和乌盟政务委员会，充分发挥地方人士的积极性，他自己吃在食堂、住在机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除了来归绥开会抽空到学校看看我们，回老家看望参加农业劳动的母亲外，父亲和我们聚少离多。经过父亲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乌盟迎来了政局稳定，农牧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的好局面。

　　父亲任职公安厅长和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期间，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从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遭受3年严重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处于暂时困难；1962年国际风云剧变，内蒙古由祖国大后方，变为反修前线；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稍有不慎，很容易造成一定范围的冤假错案件。由于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办案原则，使得几起敏感案件都得到妥善处理，没有发生重大偏差。工作中，父亲总是亲临第一线，一年总有数月深入农村、牧区、边境和城镇派出所。1959年4月初，父亲带领以公安干警为主、由100多名党政军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到阿拉善旗，执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强防范、防止叛乱，彻底解决阿拉善旗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改变阿拉善旗面貌》即“四大任务”的决定，并顺利完成任务，为国防建设作出贡献。1962年秋，父亲带工作组赴呼盟新巴尔虎左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稳定边界秩序。1964年9月带领千人工作团到呼盟新巴尔虎右旗进行牧区“四清”试点，工作团从牧区实际出发，大抓牧区生产，遏制“四清”中左的思想，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牧区干部，得到了广大牧民的称赞。

　　1965年，父亲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主持日常工作，这年春天西部遭受特大干旱，他带队深入四子王旗指导春播，还组织大畜、种畜转运东部地区。当时，自治区党委班子内个别领导在“左”倾思想严重的上级领导误导、支持下，对自治区党委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执行的符合内蒙古实际，并经中央批准推向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正确政策产生了动摇，开始向长期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工作并卓有成效的乌兰夫同志发难。这时的父亲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每天吃过早饭就匆忙上班，午饭后坚持看报，晚上批改文件到深夜，次日妈妈清扫卧室总有半簸箕烟头，我们很少能见到他，更别说有时间和他交谈了。面对严峻的政治局面和艰难的工作任务，父亲始终兢兢业业、严格谨慎，运筹帷幄，忠诚于党的信念，坚定地维护以乌兰夫同志为代表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正确主张、维护党的民族政策，正常有序开展工作，彰显了父亲精神信念的强大力量。

　　“文革”时期，1968年底父亲被隔离审查，年底在挖“新内人党”冤案中，被打成内人党党魁惨遭迫害，竟两次诱逼他写遗书。父亲慷慨激昂道：我不要死，写什么遗书！以他坚定的信念，既有保存生命的策略，又表现了不惧死亡直面人生的英雄气概！

　　1969年10月父亲被转送到伊盟东胜军管。一天站岗巡查的小战士从门镜看到父亲长时间凝神思索，不无担忧地提醒：你可别想不开，出了事我有责任的。父亲听了转过身面露笑容打趣地说，世界上没有卖命的，如有我还要买命呢！小战士听后感触颇深，他转业后还登门看望了这位曾被囚禁并令他敬佩的革命前辈。

　　2014年7月23日，我们在整理父亲的书籍时，在马列毛泽东选集书籍中，看到了他在伊盟被军管期间收藏的1971年10 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登载着的《欧仁鲍狄埃》一文，该文是列宁1912年11月为纪念法国工人诗人、《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而作（原载《列宁选集》第二卷）。联想到父亲在身心受到残酷迫害之时仍收藏着这份宝贵而沉甸甸的报纸，令人感叹。《国际歌》是无产阶级的歌，表现了无产阶级为解放全人类而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无穷力量和决心，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信念唱遍了全世界。这是父亲的政治灵魂，也是父亲同“四人帮”倒行逆施作顽强抗争的精神支柱，彰显了一位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如今，这份象征着父亲钢铁般理想信念的报纸，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1973年底，专案组的同志带着稍有修改的审查结论再次来家对父亲说：经过审查，1929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17年来执行了刘少奇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建议革委会安排，请签字。父亲听了这个结论后，心平气和地对专案组同志说：我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执行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执行也不知道刘少奇代理人的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并严正提出：“你们的结论有不实的地方，我是不能签字的！”专案组的同志刚走，宝珍立即从里屋出来急切地对父亲说：“爸爸怎么不签字？签了字，我们就可以不再当‘黑帮’子女了，您可以官复原职了。”父亲面带严肃目光坚毅地说：“你学的是唯物主义，搞的是唯心主义，只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不知道我还是内蒙古一千七百万人民的领导之一。有朝一日有人问：你是怎么搞修正主义、怎么搞民族分裂的？历史的东西还能篡改吗！”父亲铿锵有力的话语以及严正立场对“四人帮”既是一次有力的抗争，也彰显了他坚定无比的信念！令我们震撼，种种事实印证着父亲威武不屈的硬骨头精神，正如他的名字——毕力格巴图尔一样，是一位大智大勇的英雄，谱写了可敬可歌的壮丽人生。

　　1979年5月24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对毕力格巴图尔同志历史复查结论》的决定，“现经复查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仍维持一九五三年中共蒙绥分局组织部对毕力格巴图尔同志历史和党籍所作的审查结论。”事实和历史见证了父亲无私无畏，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捍卫真理铮铮铁骨的革命精神，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们怀着无比崇敬和思念的心情，追忆父亲革命人生历程，以及无论在战乱年代抑或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作乃至“文革”遭受的磨难，始终被父亲坚不可摧的坚定信念所感染，成为父亲留给儿女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

　　在父亲诞辰110周年之际，他老人家为之奋斗终生的今日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民族团结，经济发展，边疆稳固，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人民生活安定幸福。繁荣昌盛的内蒙古正是父亲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所要实现的愿望。我们仿佛看到，父亲就像草原雄鹰，展翅飞翔在富饶辽阔的北疆上空，飞过广袤无垠美丽的草原，看到了成群肥壮的牛羊；飞过巍巍青山峻岭，看到了浩瀚茂密的森林；飞过茫茫千里沙漠，看到片片绿洲；飞过景色迥异的鄂尔多斯高原，看到了新兴城市拔地而起；飞过滔滔黄河，看到了景色宜人的座座旅游乐园；飞过城市、乡村，看到了幸福生活着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定会感到无比欣慰而含笑九泉！

　　戎马倥偬，不忘初心。正如父亲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的事！”在父亲的感召下，我们要为内蒙古更美好的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做革命的好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