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六卷有一段关于文风的记述，说的是隋文帝讨厌浮华文风的事，写文章的人不妨看看。

　　隋文帝杨坚因为不喜欢文章用词华丽，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全国的公私文书做到行文朴实。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文章奏表都写得很浮华（估计有堆砌词藻的嫌疑），结果，隋文帝把他交给司法部门治罪。

　　当时的治书侍御史李谔也讨厌华丽文风的盛行。针对这种情况，他特地给隋文帝打了个报告，说一些边远的州县没有执行朝廷要求文风朴实的命令，仍在选拔任用一些擅长花拳绣腿式文章的人，建议文帝派人下去普查，将这种人送御史台定罪。

　　李谔认为，当年曹魏的三个君主注重文词优美，忽视治世之道，于是下面的人纷纷效仿，终于成了风尚。到了东晋、齐、梁时期，这种文风的危害到了极点，很多人的文章连篇累牍，积案盈箱，洋洋洒洒写下来，却只是描述了月升露落、风起云涌的情景，而这种人偏偏能得到重用。于是，全国上下，从王公子弟到乡野孩童，竞相追求这种没有实用价值的“雕虫小技”，而忽视学习实用知识。结果，文笔日繁，其政日乱，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隋文帝看后，作出重要批示：将李谔的报告下发到全国各地。

　　文风浮华也可以定罪，这事听起来简直可算“奇闻”了。那些文章写得“漂亮”的笔杆子们，得庆幸没有碰上那个时代才是。

　　隋文帝所讨厌的，也许主要是实用性文体的华丽文风（不过，那时文章、文学未分家，没有什么职业作家之类，人们看重的还是文章的实用功能，所以，写“闲文”的也要一并遭殃了）。除了文学作品，其他文章都应是实用型的。实用型文章，理应行文简洁，通俗易懂，讲究效率，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它的意思，获取有用信息。那些玩弄词藻、叙述过分铺张曲折的文章，把有用信息埋藏在大量的废话中，有意无意地浪费了别人的宝贵时间，的确该打屁股（后世在朱元璋手上，据说有个大臣叫茹太素的，还真的因为写长文章被打屁股）。

　　撇开实用型文体，来说说文学作品吧。文学是一门艺术，语言的艺术。既然如此，文学作品的语言当然是需要精雕细琢的，要让人读了产生审美的愉悦（所以，相比于其他文体，文学作品除了认知功能，还具备审美等功能，在语言上的要求就高得多了）。那么，文学作品是否就应追求浮华的文风呢？

　　应该说，千百年来，的确有人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经常可以从报刊读到这样的作品：文章的每一句话都相当漂亮，甚至动辄可以看到平时几乎没见过的字、没听过的词，让人乍一看，感到高深莫测，好不佩服。然而，这一个个华丽的句子串起来之后，再三品味，却始终不知所云，就是闹不明白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正如李谔说的，洋洋洒洒几大段下来，说的不过是一朵白云）。对于我辈文学的门外汉来说，这种文风只能让人从此不敢亲近“文学”，作出“惹不起躲得起”的选择。这样的“有句无篇”的作品，在普通读者看来，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罢了。

　　文学作品中，优美的语言固然很重要，但厚实的内容才是第一位的。语言只是作品形式的一方面，形式与内容相比，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就好像人的外表和内在气质，一个人的气质太差的话，怎么刻意打扮恐怕都是那么回事。同样的，一个气质颇佳的人，淡妆素裹也能引人注目，而如果浓妆艳抹的话，说不定还倒人胃口呢。明白了这一层道理，再回头看古时那些无视文章内容刻意卖弄文字而获惩罚的人，又觉得他们并不是特别“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