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唐代已有了句读，但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远不能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欧美的标点符号也到了中国，第一个介绍国外标点符号者，是清廷外语学堂“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他在名为《再述奇》的游记里写道：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张德彝介绍的西方“句读勾勒”，引起了学人的注意与兴趣，感觉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大有益处。

　　1897年，有个叫王炳章的广东东莞学人，取中国原有的“圈”和“点”，及西文中的“句读勾勒”，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由于合乎实用而有人接受，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著名教授、作家均表欢迎并应用。

　　“五四”以后提倡白话文，标点符号被应用于书报杂志，只是因为没有“法定”，用法不尽统一。鉴于当时对标点符号的应用有拥护、有反对，使用中又各取所需，显得混乱，胡适、钱玄同等6位教授在1919年4月间，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

　　北京政府教育部予以批准，于1920年2月2日颁行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规定了12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标点符号由此诞生，其用法合情合理，为大众所认可接受。（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