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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归女硕士捡垃圾8年
一个海外名校的女硕士，回国后一头扎进农村的垃圾堆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就连当地的村民远远地看着她，也十分不理解，好奇地问来到这里的记者：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但对陈立雯来说，这是一场严肃认真的垃圾分类“实验”。在她的逻辑里，“垃圾是由人产生的，我实际不是在和垃圾打交道，是在和人打交道。”
读外国文学干垃圾回收
从2009年研究生毕业算起，陈立雯和垃圾打交道已经超过8年。她本科念的英语，研究生读外国文学，结果毕业时，她没有选择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进入一家在北京注册的环保组织。按她的说法，“当年就是觉得这个概念特别美好。”
这之后，她的名字和调研垃圾流向、监督垃圾焚烧联系在一起，她曾经和拾荒者待在一起长达半年，以致“全北京收破烂的至少有一半认识我。”她也曾整日待在垃圾焚烧厂，衣服上的味道根本散不掉，“回家的时候地铁晚高峰很挤，但别人还是要和我保持距离。”
2015年，她出国深造，到美国名校南加州大学学习环境史，论文正在修改，她就回国做起了老本行，而且跑到了农村。
陈立雯试点的大王庄隶属邢铺村，是河南平顶山市的一个近郊村庄。
在邢铺村，陈立雯总是随身带着两件东西：一个本，还有一个小夹子。收垃圾的时候，她用夹子翻看村民的垃圾有没有分类，分的是否精细；而在本子上，她记下村上哪里还有垃圾，有哪些垃圾。
如果你问陈立雯垃圾回收不分类有哪些危害，陈立雯可以轻易罗列超过20条，“可以这么说，除了简单粗暴省事，混合回收没有任何优点。”
在陈立雯来之前，大王庄村民李发珍就带着大家搞过垃圾分类，但仍然遇到了不少问题，陈立雯这次来，主要是帮李发珍把工作细化。
李发珍告诉记者，起初她对这里垃圾随意倾倒的行为感到完全不能理解，“垃圾就随便一扔，堆得多了，就一把火烧了，但烟味能持续一两天。”她家的房子在下风向，每当烟的味道飘过来，她就带着孩子冲出家门，这使得她最终下定决心来做这件事。
考虑到农民的习惯，李发珍没有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准来分类。她选择按照可沤肥和不可沤肥的分类，厨余垃圾堆肥，其实是农村过去传统的做法。收垃圾的过程并不复杂，每家准备可沤肥和不可沤两个桶，然后农药瓶、节能灯、电池这种有毒有害的垃圾再单独摆在桶外面。
每天下午3点30分，村里负责收垃圾的李遂正老人准时从家里出发，骑着电动三轮车，挨家挨户收垃圾，每天收半个村子的垃圾。
在分类回收后，可沤肥的厨余垃圾被就地堆肥，发酵好的肥料被返还给大王庄村民用来种地；不可沤肥的垃圾中，可以进入废品回收的瓶子、纸张、金属则被李遂正老人再次人工挑选出来卖钱；最后，无法处理的塑料袋、食品包装这些，则被他用三轮车拉到较远的一个市政垃圾桶，进入城市现有的垃圾回收体系。
作为报酬，村民每人每月交2元垃圾费，用来偿付老人的工资，每月800元。在陈立雯看来，李发珍的工作实际上无形中完成了对很多先进理念的实践，“她的经费来源实际上完全来源于自筹，村民交垃圾费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践行污染者的付费理念。”
记者跟随老人收了两天垃圾。通过这样的方法，最后需要集中处理的垃圾，从体积上减量超过一半，如果从重量上计算，因为厨余垃圾较沉，比例还会更高。
热心得到了积极回应
尽管实践的效果很好，但村民的参与度却一直不是很好。“很多人都在观望，”而且后来李发珍发现，有些和自己关系好的人家，只交钱却不分类，“就是表示下支持。”也有的人家是只分类却说什么也不交钱。
乡上也有具体的困难。曹镇乡办公室主任张国辉告诉记者，乡政府之前对垃圾回收进村进行过论证，预算做出来是两百多万，乡上实在负担不起。“乡政府每年的预算并没有专门的垃圾清运费用。现在我们请清运公司每年48万，都是自筹的。”
陈立雯认为，垃圾是由人产生的，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是要做人的工作。
于是，她去见乡长，拿着计算好的预算去“要钱”，一点点给对方讲，“垃圾减量后，清运公司的成本更低，自然政府的投入就会更少。”她去争取村委支持时，给对方一点点讲道理，“把垃圾治好，既能赢得民心，也能赢得政绩。”
碰见村民，陈立雯也愿意和他们聊些垃圾分类的知识。有人悄悄告诉她，说村民不比大城市的人，办不成这事。她笑着回应：“我从北京来的，有的人垃圾分类分的还不如你们呢。”陈立雯迫切地在村子里动员热心村民，在她看来，热心是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前提。
她的热情得到了反馈和回应。
11月3日，邢铺村小学，村党支部副书记陶付才宣布邢铺行政村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并且宣布村委会无偿提供一块土地用以建设堆肥场。他说：“人家一个外人都这么热心，我们再不表示表示就太不合适了。”
垃圾分类人是关键
来到邢铺村后，陈立雯已经利用之前公益日筹集的钱为收垃圾的李遂正老人换了一辆新车，还给堆肥地改造筹集到一笔钱。但她说，这些都不是重点，就如同垃圾分类的推广，不在于购置多少个分类垃圾桶，她始终相信人才是关键。
陈立雯告诉记者，她也曾设想这件事究竟能做到哪一步，以及离开后，这件事还能不能做下去。
在来河南之前，10月，陈立雯离开了河北涞水的南峪村。这是她回国后到的第一个试点村，她在那里待了3个多月，走的时候，村上的垃圾分类已经搞得有模有样。离开南峪时，她不是没有担心，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她，每个人的环节都不能出问题，“比如收垃圾的保洁员如果没把好关，或者垃圾清运公司把分好类的垃圾又混合了，只要被发现一次，就前功尽弃了。”走之前，她天天找书记，直到对方拍着胸脯保证亲自抓这件事。
她心里明白，垃圾分类不是靠她一个人，而是靠每个人，“垃圾分类这件事，只有我们离开那个地方时还能继续运行，才算是真的小有所成。而要大有所成，就是垃圾强制分类的那一天。”
（据《成都商报》）
陈立雯（左）和李遂正在交谈，李遂正将垃圾车分隔成3个区域，对垃圾进行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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