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1938年12月8日，我出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归国，把我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我只有1岁2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1948年，当国内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有条件了，我开始和父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来信。因父亲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么新奇，父亲盼望看看10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6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1949年8月，父亲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

　　接了爸爸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11月11日爸妈联名寄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

　　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第一次见到父亲

　　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组织上安排他来莫斯科治疗。父亲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个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仅8天，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语的第一位老师。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还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每天，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

　　一个多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只得回国际儿童院了。临走的头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到10多岁，第一次为离开父亲而落泪。回到国际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人间思念亲人、思念父亲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想他，老想到他那儿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就给父亲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父亲也很想我，我刚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父亲就先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凡诺沃生活好吗？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最后又叮咛我一句“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两天后，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连续接到这两次信，我才知道父亲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活在他身边了。

　　讨论我是否回国

　　父亲在苏联疗养期间和我书信往来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他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

　　至今，我保存下的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他从巴拉维赫疗养院去黑海疗养院后寄给我的，那已经是1950年春天了。父亲的心情很愉快，他告诉我：“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同志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院。我们疗养院在黑海边，那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随信附来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再次询问我：“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父亲恨不得我每天都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跟父亲一起回国。临行，父亲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5个月

　　从回国到进入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老师，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之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病魔无情，我和父亲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5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得以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