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保姆多叫佣人。不过老北京有个常用的俗语：“老妈子”。当时一些老太太有事没事就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怕什么——没辙了，我给人当老妈子去。”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因为当时，佣人在北京城非常受欢迎。很多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都有佣人，有的家庭甚至和佣人相处长达半辈子。

　　那时的佣人也分三六九等。从年龄分：有二三十岁的、有四五十岁的，甚至有六十来岁的；从能力来分：有会烧菜做饭的，有会做针线的，有善于收拾房间的，有能说会道工于接待客人的。

　　老北京介绍佣人，有专门的店面。店面一般以店主人的姓氏为标志，姓张的开的就叫“张家店”，姓李的开的就叫“李家店”。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老北京由社会局管理此事，介绍保姆的店面都要向社会局登记注册，此举也是为了维护雇佣双方的权益和安全。这些店面也有了正式的名称——“佣工绍介所”，其门口挂一块不到一尺见方的“门楼”式木牌，下垂一红布条，写上“某某佣工绍介所”，并注明“社会局立案”。谁要雇人，就到这里联系，问明要求，便可按要求负责介绍。

　　佣人介绍到雇主家，试工三天，如果中意，便可留下长干，第一天的工钱，归“绍介所”。年轻力壮、精明能干的佣人选择雇主时，一般先问零钱多少，再谈工钱，零钱多，工钱便可少。“佣工绍介所”在佣人失业时，可以让她们免费住一段时间，并提供水、火、炊具等用于做饭。

　　民国时期，在北京居住求学较长时间的文史学家邓云乡（1924-1999）对当时老北京的风土人情较为了解，他曾回忆当时的保姆情况：“我家住在皇城根陈家大院，院里住户人家，都有男女佣人，谁家用老妈子，都到灵境胡同口上的‘冯安氏佣工绍介所’去找人，那是一个高台阶三间正房，一东一西的小院，主人冯安氏当时四十来岁，能说会道，也十分负责。她介绍的‘老妈子’一般都很可靠，只是偶然要对主人耍点小手段，如洗衣服时，故意藏起一只丝袜子，却拿了一只去问大奶奶：‘您的袜子怎么只剩一只啦？’大奶奶换好衣服正要出去打牌哪里管这个，‘好、好……你拿去吧。’她便落一双丝袜子，嘴里还埋怨：‘唉，您真不在意，挺贵的东西……’”

　　老北京胡同里那些富贵人家常常会雇佣人，每个月管吃管喝外，那时月工资也就几块钱，遇见善良大方的女主人偶尔会给买件儿新衣服，这些佣人就会美滋滋的。

　　当年，这些佣人干的活儿主要有带孩子、做饭、做针线活儿、打扫房间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把母亲鲁老太太和原配夫人朱安接到北京定居以后，就雇了三个佣人：一个王妈，一个潘妈，一个胡妈。王妈专职侍候鲁老太太，潘妈专职侍候朱安，胡妈负责买米买菜。3个佣人的待遇是管吃管住，每人每月3元大洋。

　　民国时期，这些佣人每月工钱，最高6元大洋，最低3元大洋，一般情况下5元大洋和4元大洋的情况比较多。有些佣人还有不少零钱，即工资之外的其他收入。大宅门里客人多，送礼的多，买东西多，佣人都可得零钱，客人也会给佣人，这叫赏钱，买东西节省的，佣人们也会留着，这叫底子钱。

　　正常的零钱收入，大宅门家里的佣人可增一倍，即4元大洋工钱，还可分到4元零钱。如果有一两桌牌，那就更多了。如果是客人少，又不打牌的小户人家，佣人的零钱就不太多，只能在每月主人买米、买煤、买菜时得点底子钱，每买一两元的东西，可得二三十枚，最多一角钱的底子钱。这样算来，如果三四元大洋工资，每月底子钱，再加上偶然来个客人给的一两毛钱赏钱，另外还有三节的节钱，总共可得两元零钱，这样最不济的佣人，只要有事由，每月可赚到五元钱。所以在讲价时，有些佣人是会看雇主是否有零钱的。

　　如此看来，那时的佣人最少一个月也能挣3元大洋，那时3元大洋可以买什么呢？据老北京的史料记载：当时，每块大洋折合460枚小铜元，230枚大铜元，3元大洋就有690大铜元。两大枚能买到一个香喷喷的芝麻酱烧饼，3元大洋就可以买345个大烧饼。当时，30枚大铜元能买1斤五花肉，3元大洋就可买20来斤好猪肉。

　　由于佣人在主人家有吃有住，整年不用花钱，一年到头还多有节赏和其他进项，都攒起来也很可观。佣人手头有几百元、上千元存款的不稀奇，那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可是一笔巨款。所以，主人当家奶奶向佣人借钱，也是常见的事。在清代，男主人欠师爷钱、跟班、听差的钱，女主人欠女佣人钱的都很普遍，这种佣人叫做“带肚子”，他们是辞不掉的，要还清欠款他们才走。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