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就以最大的热情讴歌秋天的美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不仅充分表现秋天的生机和素色，更重要的是刘禹锡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

　　谁会想到，刘禹锡的这首《秋词》及大量诗作、说论文和辞赋均创作于仕途受挫、人生处于低谷的贬谪时期。缘何仕途受挫、处于人生低谷的刘禹锡能表现出一种超越苦难的气概情怀和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因为他心中没有丝毫“萧瑟”之气。

　　772年生于徐州（祖籍洛阳）一小官僚家的刘禹锡，字梦得，自我介绍时喜欢学刘备，常称汉中山靖王之后，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且为学霸和考霸。贞元九年（793年），21岁的刘禹锡与中唐另一位大咖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他仕途起点较高且一步一个台阶，初任“太子校书”，贞元十六年（800年），“丁忧”销假归来又被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杜佑聘为高级幕僚。两年后，刘禹锡奉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与“过从甚密”的好友韩愈、柳宗元成了同事。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顺宗的即位，给了时年33岁的刘禹锡一次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素有改革弊政之志的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受顺宗信任并进入中枢。《新唐书·刘禹锡传》曰：“太子即位，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刘禹锡和柳宗元成了“永贞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是他们朝堂上最风光的短暂岁月。因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既得利益，146天便宣告失败。病秧子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先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结果人还没到，又再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新、旧唐书都斥责王叔文为“沾沾小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更是用了很大篇幅介绍“王叔文集团”的兴起和覆灭，并分析“永贞革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王叔文）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换句话说，就是王叔文大搞“圈子”文化，刘禹锡、柳宗元也被视为“王叔文圈子”的骨干。从805年到826年，整整21年间，受牵连的刘禹锡一直流放于偏僻的朗州、连州、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尔后又赴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

　　换成其他人，早就颓了。但刘禹锡从不绝望，始终保持一个斗士的灵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等，都是他对历史、人生沉思后的感悟，表现出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

　　宝历二年（826年），54岁的刘禹锡自和州返回洛阳，与从苏州返回的同龄人白居易不期而遇，虽是第一次相见却一见如故、相交莫逆。不到两年，两人互相赠答的诗就多达138首，白居易还为此出了一本书《刘白唱和集》，先后编印4次，堪称当年大热畅销书。白居易在序言中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诚然，刘禹锡的诗格调激越，总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称他“诗豪”恰如其分。

　　会昌元年（841年）秋，享受礼部尚书待遇的刘禹锡为“寄孤愤”创作了著名的《秋声赋》，尽管其中融入自己遭受多次迁谪之后带来的人生体验，却能从悲凉中振起，慷慨壮秋：“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这就是刘禹锡不“悲”秋的魅力。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