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的饰演者是胡歌。9月20日，他37岁生日的最后一分钟，演员发了条微博。字里行间都是极亲近的口吻，许多人懂，那是写给他母亲的。3天后，胡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描述杨光的初心：“担负国家使命之外，他存了点小私心。就像预告片里那句台词‘珠峰离天上最近，我希望成为他的骄傲。’”

　　可以想见，《攀登者》上映后，与胡歌相关的评价里大抵会有一条——他和他的角色又一次相融在了作品的血肉肌理中。

　　“杨光人如其名，向阳而生。可不到最后，谁都猜不透结局。”胡歌在《攀登者》里的戏份不算多，但有限的时间里，一波三折。片中，他是1975年那批备战珠峰登顶的队员，和井柏然饰演的李国梁、陈龙饰演的林杰并称“小三侠”。既能称“侠”，自有其人格张力。杨光身上有着那个年代人独有的魅力，比如纯粹、执著、无畏牺牲。这和演员的认知严丝合缝。

　　说起来难得，胡歌并不是登山界的“白丁”，他到过青藏高原，还登上过海拔6206米的启孜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意味，他比通常演员多了些切身体会。大山会制造怎样的麻烦，高原反应又是如何真实地砸向人体，他的身体存有记忆。这就难怪，进组后第一场戏虽是直接向着海拔8000多米的营地进发，胡歌演来却能“一条过”。导演李仁港惊叹他演得逼真，他答：“无非是经历过那些真实的场景。”

　　真实感，是在上戏接受过斯坦尼体验派教学的胡歌所信奉的。所以，拍摄中或摔打、或极寒，种种“苦活”在他眼里并不值得特别一书。“苦吗？演员能承受的苦，其实都不叫苦。”而且，若不真承受点苦楚，演员做不出人体最本能的反应，从精神上到生理上，都很难达到艺术的极致。“如果我们演登山，每场戏都舒舒服服地，都仅仅凭演技扛下来了，可能我们心里不信，观众也无法相信。”

　　更重要的是，真实的攀登者精神，岂是一个“吃苦”能简单概括的。一年多前，胡歌看见电视上播出的夏伯渝老人的事迹。那是一位和死神、残疾、癌症依次短兵相接过的身体上的战士，也是一位曾和梦想咫尺天涯、又为之不懈拼搏40年的灵魂上的大男主。“我只能用‘特别了不起’‘太不可思议’这样极致的词来描述感受。”半年后，胡歌收到《攀登者》剧组邀约，“我欣然进组，能塑造那一代为了国家荣誉、民族尊严而无惧艰险的英雄，我倍感光荣。”影片杀青后，他有幸站在了夏伯渝本尊面前，“很难想象如此平和的外表下，蕴藏着那么强大的内心。”

　　125分钟的片长，杨光出场时间可能不到半小时。吴京、章子怡、张译、成龙……同剧组里响当当的演技派、名演员更是能“凑出”好几个剧组。简言之，杨光不是什么男一号，《攀登者》更偏向一部群像戏。

　　这和胡歌被观众认知的途径略不同。在电视荧屏上，他是14年前红透大江南北的“李逍遥”，是在后续五六年间霸屏古装剧的一号小生。2015年《琅琊榜》火出新高度后，“梅长苏本苏”又成了他“浴火重生大男主”的显著标签。

　　有了这样的表演，再看《攀登者》的角色，于胡歌，已然不成问题。他打了个比方，球队和球星。“进球的是个别人，他们自会获得更多关注，但没了球队11个人的整体配合，进球无从谈起。”他说，电影或电视剧异曲同工，也离不开集体智慧和劳动；再更进一步，1960年和1975年两度登上珠峰的中国初代登山英雄，他们的背后何止千百人的集体努力。“可以这样说，《攀登者》戏里戏外，从不存在个人光环一说。”

　　当年的登顶者不是个人英雄，而是背负了国家使命、凝聚了集体力量的勇士；今天电影的拍摄，也并非一人之功，而是集成了电影完整工业链上各道工序的集体创作。这是胡歌揭开的《攀登者》的又一层意义。

　　被问及《攀登者》这部满满正能量的电影是否会给表演设限时，胡歌断然否定。“不会。首先，我演的是一个人，这是最大的前提。”所有的表演逻辑都不会违背他在跋山涉水中获得的生命体验。“但同时，我也必须承认，在历史限定的背景下，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人身上，的的确确具有‘当惊世界殊’的攀登气质和精神。”这种精神，可能与现在有疏离感，甚至不被相信，“但这恰恰是《攀登者》有必要让年轻人看见的理由，电影是非常好的载体，它会让大家知道，山就在那儿，只管继续攀登吧。70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就是因为我们有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攀登者。”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