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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首青铜灶:烟火氤氲飨万民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漫赖乡出土的龙首青铜灶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八拜乡格尔吐村出土的汉代龙首青铜灶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  倩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8日)

  年三十的饺子刚吃罢,正月十五的元宵又下了锅。

  可以说,年,是盛大的食物狂欢。

  王学泰先生曾说过,“中国人善于在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一个异质文化的人通过饮食、甚至通过与中国人一起进食,持之日久都会对中国文化有些感悟。”

  细心感悟就会发现,在中国人的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价值观念,如顺应自然、和谐共生、孝亲爱人、团结互助等,而这些价值观念,又以礼俗的形式固化在饮食生活中。人们通过这些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维系着家庭内部、宗族之间、亲友之间的情感联结,实现着民族身份的认同。

  三孔灶头,设计精巧高效

  此刻,在年这一重大的节日,中华民族共饮共食,共享节日食物带来的欢乐。

  呼市市民胡女士在朋友圈中晒出了她精心烹制的年夜饭,获赞无数。这些美食,有的从垒砌的土灶台中端出,有的在煤气灶上炖煮,有的在电磁炉上沸腾,有的经过烤箱炙烤……

  那几千年前的古人呢?他们有着怎样的灶具?

  “从未想过,也难以想象。”呼市市民胡女士说。

  当她参观内蒙古博物院《边关岁月》展厅时,这尊汉代的龙首青铜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天哪,竟然那么精致!还是三孔的!”

  “这件不是日常生活所用的灶,而是冥器,陪葬品,可以把它理解成日常生活中灶的模型,主要是用来模拟逝者生前生活场景的。汉代有‘事死如生’的丧葬习俗,反映出了汉代人们对死后依然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逝者的尊重与哀思。”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说,“这件铜灶是内蒙古地区迄今发现个体最大最完整的一件。”

  只见灶呈船头形,正面为长方形灶门。灶面上附三釜,一大二小,大釜上有甑,釜均为敛口,折腹,圜底。灶两侧各饰铺首衔环纹,灶底下附四个相互对称的兽蹄足。后插烟筒,系昂首嘶吼的龙头造型。

  陈永志介绍,器物为灶、烟筒、釜、甑分制组合而成。甑,是古代的蒸食用具,底部有许多透蒸气的孔格,置于鬲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锅。

  “蒸锅?那这两个不会是炒锅、汤锅吧?”胡女士惊呼。

  “有可能。多火眼灶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几项烹饪:煮饭、烧菜、煮水等等。”陈永志说,“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形态,锅的丰富,代表了饮食的丰富程度,锅的数量越多,也说明生活质量越高。”

  “从它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匠人在设计制作灶具时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丁勇说。“看,它灶身长,灶门窄,烟囱高,这些设计都能让火烧旺,最大限度地利用热能,更好地烹饪。”

  原来,高耸的龙形烟囱,除了运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吉祥符号,代表着吉祥的期盼外,它优越的身高也利于吸风拔火,提高火力,同时出烟效果好,使人们避免了烟熏火燎之苦。

  交融地带,形制功用相同

  “灶与中原文明紧密联系,是定居生活的产物。”陈永志说,“龙首青铜灶在此地出土,也说明了内蒙古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文化冲突、交融的地带。”

  这件龙首青铜灶出土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八拜乡格尔吐村,八拜古城就在其出土地的北端不远处。古城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北墙长640米,西墙长520米,南墙长620米,东墙长550米。城墙夯筑而成,城内地表散布大量陶片及绳纹砖、瓦等。

  汉王朝为了稳定边疆的统治,在内蒙古地区实行郡县制管理,营建了大大小小40余座边疆城镇,并屯垦开发。“呼市地区属云中郡管辖,云中郡下设11县,结合相关史料推断,八拜古城应当为汉代云中郡原阳县县治所在。”丁勇说,“在汉代之前,原阳曾经是战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骑兵训练场所。”

  灶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史前的那一堆堆篝火。

  火的运用,使先民们进入到熟食时代,这促使了炊具和灶具的出现。

  “最初是没有灶具的,只有像陶釜、陶罐、陶鬲、陶鼎之类的不需要另置灶具就可以蒸煮的炊具。”丁勇说。

  “从考古资料来看,在真正意义上的灶具形成之前,灶经历了几个过渡形态,篝火——火塘——灶。”(《史前至秦汉炊具设计的发展与演变研究》张耀引)

  “渐渐地,大约在商周以后,灶具渐渐在住宅中有了其固定的位置,‘锅台式灶’‘垒砌式灶’出现。有学者认为,这与当时院落组合雏形的出现以及农耕定居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巩固不无关系。”丁勇说。

  到了秦汉时期,人们对灶更加重视。

  “秦汉时灶具的功能和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固定式垒砌灶,也有可移动式小型金属灶;既有单火眼(即灶口)灶,也有多火眼灶。” 王阵在《史前至汉代厨具艺术设计的演变探析》一文中说,“固定式垒砌灶不仅推动了釜具朝着后世铁锅的方向演化,而且成为随后两千年人们一直沿用的基本灶具形式,对中国传统炊具造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陈永志说:“秦汉时期,文化高度统一。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井仓、灶等与中原地区的形制、功用基本一样。”

  从历史图像的记载可以看到类似于青铜灶的灶具使用情况。如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表现庖厨宴饮的画面很多。

  “而画像石中的灶台和放置在灶台上的锅、釜,与博物馆中(河套博物馆)的青铜灶、陶灶的基本结构有着类似的形态。同样是一个到三个火口,用于放置锅之类的器具,对食物进行加热。(《人机工程学与河套地区青铜灶造型研究》丁诗瑶 顾平)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宴饮图中,也传递着饮食习俗。

  在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宴饮、庖厨场景描述是:“前室北耳室:甬道门左壁,绘‘共官掾史’,为管理膳馔之官,上部为主客对坐宴饮,下部为厨工、杂役及宰羊、击牛等活动。甬道右壁绘有厨炊、井、灶及鱼、肉、雉、兔等食物……。”(《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代炊煮器研究》丁诗瑶)

  好一派热闹的备宴景象!

  烹制三餐,传递家国情怀

  “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什锦苏盘、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大年初三,就地过年的市民李江涛先生邀请工友们聚餐,同事孩子表演的一段经典相声贯口《报菜名》迎来了满堂彩。

  “我们大家都是外地来呼市打拼的,大家聚在一起,都各自点点家乡菜,热闹热闹。”李江涛说。

  只见旋转圆桌上,既有本地的手把肉、东北的锅包肉,又有四川的毛血旺、麻婆豆腐,还有山东的糖醋鲤鱼、宫保鸡丁……

  吃家乡菜,可以解乡愁。

  “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人际往来都是这样。”(《中华饮食文化精神》王学泰)

  饮食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成书于西汉的《礼记》载:“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这段话中讲的饮食礼节,详细到每道菜的具体摆放位置一点不能疏忽。不仅正式场合如此,家居生活也一样。(《汉代宴饮与烧烤 绵延不绝的人间烟火》武利华)

  “饮食礼俗是家庭日常饮食、宗族聚族而食、国家祭礼、节庆饮食、宴请宾客等遵循的饮食规范。” 李明晨、江畅在《伦理视域下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一文中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华饮食传统以礼俗的形式,秉承着敬畏自然、维系着血脉宗亲、强化着邻里亲友之间的情感联结和实现着民族身份认同。”

  甚至,“日常饮食中的饮食器具成为民族身份的象征”。比如筷子及其使用礼仪。

  “中华饮食文化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就是家国情怀在饮食中的存现。”(《伦理视域下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李明晨 江畅)

  饮食文化离不开饮食器具,离不开加工、制作美食的灶具。

  甚至,离不开,灶台里的那一簇火苗,这簇火苗几千年来燃烧不息。

  就如李宗新在《火苗扑闪的灶台》一文中说:“哪怕是再黯淡的岁月,总有一簇火苗,扑闪在眼前,也扑闪在心中。只要有这簇火苗的扑闪,灶台飘散出的炊烟,就会袅娜起平淡日子的烟火味。”

  而这人间烟火,养育我们,温暖我们,给我们以继续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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