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岁幸滦京”之制

　　《元史》记载，“岁丙辰，春三月，（忽必烈）命僧子聪（刘秉忠）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

　　“元世祖（忽必烈）既一天下，问刘太保（刘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两处何为最佳？’刘曰：‘上都国祚短，民风淳；大都国祚长，民风淫。’遂定都燕之计”（叶子奇《草木子》三·杂制篇》）。随着忽必烈定燕京为大都，“升开平府为上都”（《元史》卷四·本纪第四·世祖一），两都制随即形成。忽必烈于“辛丑，以即位诏天下”（《元史》卷四·本纪第四·世祖一），开始在上都治国理政。随之，上都也有了“上京”“滦京”之称。

　　中统四年（1263年），随着忽必烈车驾至开平，形成“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周伯琦《诈马行》序），“乘舆绳祖武，岁岁幸滦京”（周伯琦《纪行诗·其一》）成为元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皇帝北巡前，“太史院涓吉日，大驾幸滦京，遵成宪也”（《析津志辑佚·岁纪》）。

　　两都巡幸之制，散记在各类文集中，如“今国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数百里，銮舆岁往清暑，百司皆分曹从行”（苏天爵《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世祖皇帝统一区夏，定都于燕，复采古者两京之制度，关而北即滦阳，为上都。每岁大驾巡幸，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僚、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王袆《上京大宴诗序》）。

　　根据两都巡幸制，“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黄溍《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今则两都巡幸，百司陪侍”（王士熙《题上京纪行诗后》），“分班扈跸到滦京，侍从官闲暑气清”（周伯琦《七月十二日奉诏以香酒赐曲阜代祀孔圣庙越五日别翰林诸友·其一》），“乘舆清暑记初程，诏选文臣扈从行”（周伯琦《岁庚辰四月廿七日车驾北巡次大口有旨伯琦由编修官升除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明日署事扈从上京》）等扈从诗及序、跋等诸文，都反映了这一制度。

　　驿路上的文学创作活动

　　上都与大都相距700多里，在当时交通条件下，耗时间很长。在随扈官员中，不乏文人墨客，甚至著名文学家，如周伯琦、萨都剌、杨允孚、袁桷、黄溍、马祖常、许有壬等。驿赴上都之行程，成为他们创作的沃土，沿途所见所闻，为他们提供了鲜活的创作素材，赋诗、作文、联诗、和诗成了扈从官员抒发情感的最佳方式。

　　“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周伯琦《扈从集·序》）。

　　扈从官员创作的诗歌，成为我们了解两都巡幸驿路文化的重要材料：

　　袁桷在《开平集·第三集》中吟咏：龙虎台、居庸关、榆林、桑乾岭、李老峪、合门岭、龙门、赤城、独石、滦河。

　　黄溍在《上京道中杂咏》中吟咏：居庸关、榆林、枪竿岭、李老峪、赤城、龙门、擔子洼、李陵台。

　　柳贯在《上京纪行诗》中吟咏：居庸关、李老峪、龙门、李陵台、独石、赤城鹏窝、桓州。

　　胡助在《上京纪行》中吟咏：昌平、居庸关、怀来、李老峪、龙门、榆林、枪竿岭、桓州、牛群头。

　　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吟咏：龙虎台、昌平、居庸、弹琴峡、枪竿岭、李老峪、云州、东凉亭、擔子洼、偏岭、李陵台、察罕脑儿。

　　通过这些扈从诗，我们可以清晰厘清两都巡幸的史实脉络，梳理出丰富多彩的驿路文化。

　　学者包根弟在他的著作《元诗研究》中认为，扈从诗“多塞外景色及风物之描写”，大批文人学士“是以沿途的塞外风光，上都的风土人情，遂进入吟咏”“诸诗描写塞外风土景物，或自然真切，或气势雄伟……”如周伯琦吟咏《龙虎台》：巍巍百尺台，荡荡昌平原。隆隆镇天府，奕奕环星垣。居庸亘北纪，隩区敛全燕。苍龙在蟠拿，白虎右踞蹲……陈孚吟咏《龙虎台》：双塔耸琅玕，星辰手可攀。伟哉丹凤辇，驻此巨鳌山。地拱中黄上，天回太紫间。微臣遥稽首，想像见龙颜。胡助吟咏《上京纪行再赋居庸关》：涧谷才容两轨行，全燕阨塞自天成。折冲险道四十里，制胜中原百万兵。过者但知今北口，居人不识古长城。清泉白石幽深处，暑气绝无寒气生。

　　在漫漫旅途中，舟车劳顿，半年之久的扈从生活让许多人对自己的境遇进行审视。如胡祇遹“再过居庸”时感叹：滚滚随行旅，遑遑愧此身。无名垂竹帛，有足走风尘。路省青山旧，人伤白发新。回头望南土，又赏故园春。再过居庸口，悠悠今十年。岁华何迅速，官业却迍邅。关吏几经换，山家亦变迁。惟馀嵓下水，随马响涓涓。许有壬在“宿独石孙希颜家书其壁”时，忍不住挥毫：独石青不老，行人鬓已霜。四年叨政府，三度上滦阳。毫发曾何补，身心漫尔忙。避贤归有日，来醉石兄傍。

　　西汉将军李陵人生起伏跌宕，悲怆故事传世。而驿路上的李陵台，几乎所有扈从官员都有吟咏，他们抚今追昔，抒发着伤古感今的情愫。如贡奎《李陵台次韵杨学士》：青山绕驿客重来，十里羸骖首重回。今古李陵悲绝处，夕阳野牧下荒台。胡助途经李陵台时，情不自禁吟咏：西照荒台远，犹惭太史公。君恩如水覆，臣罪与天通。汗简家声坠，降幡士气空。河梁他日别，凄断牧羊风。

　　学者李军也认为，扈从诗“在艺术上风格鲜明，气象雄浑，充分显示出元诗特有的异质因素，是元诗研究中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

　　人文价值在当代的应用

　　元代两都巡幸制是中国历史上富有时代和民族特征的重大社会活动，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社会影响之广，可谓空前绝后。但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史书中虽有记载，但普遍记载不

　　详。现存文献史料中，两都巡幸中的驿路情况亦然。以《元史》为例，仅以“车驾幸上都”“车驾至自上都”和“宣德至开平置驿”“自燕至开平立牛驿”“立枪杆岭驿”“戊寅，召窦默、许衡乘驿赴开平”等简语述之。

　　在扈从诗中，有许多作品描写了两都巡幸沿途的驿站和山川风物、风俗人情。以周伯琦《扈从集》、柳贯《上京纪行诗》、胡助《上京纪行诗》、黄溍《上京道中杂诗》、廼贤《上京纪行》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纪实性极强，具有研究两都巡幸驿路文化的重要文献价值，裨补史书对驿路文化记载的不足，对研究我国元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风俗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补史之阙、以诗证史之作用彰显。

　　两都巡幸路线，涉及北京地区、张家口地区、锡林郭勒盟地区。在文化强国战略指引下，三地都在加大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力度并开发利用。元代扈从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驿路诗歌的研究成果，对挖掘、整理、弘扬三地的历史文化，增强地方文化底蕴，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可以为当地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人文应用前景广阔。

　　生态是内蒙古的突出优势，绿色是内蒙古的鲜亮底色。经过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内蒙古为全国人民打造了超级“碳库”和纯净“氧吧”，京津“风沙源”变成了首都“后花园”。如今的内蒙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现实，并成为全国网红旅游打卡地、休闲度假目的地。北京、张家口、内蒙古可以携手共进，以两都巡幸驿路诗歌为文化支撑，整合沿途自然和人文资源，开发北京-张家口-锡林郭勒盟旅游线路，是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值得深入研究并开辟历史文化寻踪之旅，丰富三地旅游文化产品。

　　文/崔凤珍（本文系2020年度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文明视野下的上都扈从诗创作研究”的阶段成果，课题编号2020NDB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