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末秋初，趁着开发西北协会在张家口举行年会，得获旧地重游。我意气扬扬，自以为总可以够资格作向导了，谁知道这一路除掉大青山还照旧千叠云嶂外，其余的城池村落我都仿佛不认识了。这个边野的新辟行省确是迅速地在近代化。五年不是一个悠久的时间，一个边荒省份能够在短短的五年之内，改变到我都不认识起来，这也就值得惊异。
现在先从这条铁路说吧……旅客里面不少中流以上的人物，车辆也比较齐整得多。一个机头挂起一大串列车，头、二、三等车，铁闷子车，敞车都有，比起从前来，真神气得多。秩序也好，宪兵、稽查们巡来巡去，还算尽职。从前常有税卡上的人来搜检走私货色，这次就没有看见踪迹。大概是路局不许他们上来吧！从前各大金融机关、慈善团体以及官所职员都有长期免票，可以白坐车，现在这种优待也取消了。上次我独自旅行，为了一点随身行李，给站丁气得头痛，这次是团体旅行，又是特别招待，自然不能和前次相比，然而我冷眼旁观，其他旅客看〈来〉也没有受什么无理的打扰。这些我们不能不赞一声路政当局刷新的功绩。
车子过了卓资山，沿途就有许多土窑，有门有窗，讲究一些的还有土墙围在门外，以供羊群的主人全家住宿。在十八年时，我看见好些好些这一类的原始房屋，这一次我竟没有看到多少。倒是土房子好像增加了一些。沿铁路一带照理是应该日臻繁盛的，土穴之减少正是当然的事。
绥远城外夹道高树绿荫，风景依稀。城里的胡同还是那么土深一尺，骡车轮子印的轨沟纵横交错，不过热闹街市的确是比以前进步了，新的马路也添了几条。
大街上新开了几家酒饭馆，绸缎洋货店的招牌挂得更其多。商店的门面装潢一样也是电炬通明，陈列得耀人心目，诸如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我说绥远是都市化了，繁华了。然而进出店铺的顾主们，并不见得踊跃。和店主们谈到生意经时，又见他们愁眉苦脸，叹息着市面冷落，撑面子之不容易。经济的实况，并没有显得比五年前宽绰到哪里去。朴素的城市也染上了浮华的时尚，这[只]却是我们所不愿意有的事。
人力车比从前多了许多，这是一种解决贫民生活的捷径，只要有气力，不要什么技术和资本，就可以做的职业。然而它却只〈是〉东方都市的点缀，于国民经济的发达岂但丝毫没有关系，而且还有害呢！因为它夺去了发展生产事业所需要的一部分劳力，所以这也不是可以乐观的进步。
电灯、电话统是近三年来的新建设，虽说比不上京沪方面（电话用的是手摇机），然而也就很不容易了。
新式的旅馆有一家（绥远饭店），洋式的建筑，里面的卫生设备等等都很好。这是前次所不曾见到的，近代的最低限度的享受，我以为凡属近代人都应该有的，希望再过几年时，这种近代设备能够普遍到民间去。
近代的事业，大都是外省人经营的。例如电气厂、面粉厂的老板等，各银行、各公司的经理等差不多全是南方人。南方人带来了南方化的太太，形成了另一派的妇女社会。本在〔地〕妇女的服装和生活方式随着也有了改变。妇女受着教育的是比前多了。剪发的、天足的在街上都能看见，然而大多数的妇女们却还藏在家里，坐炕头，作作零星的针黹，消磨时日而已，占着全民半数的妇女们，不赶快把她们解放出来，分担改善社会的责任，却〔确〕是可惜。
农家的生活情形似乎没有多大改进，土炕连着锅台，马粪烧着莜麦。十七八岁的姑娘苍老得像三十已过的徐娘，一切的一切都如旧如旧。工业方面，比五年前显得是发达了许多。小规模的工厂里织的栽绒地毯、毛毯以及毛织衣料等的花色居然不尽墨守古法了。尤其是毛织衣料一项，东西实在不错，这是新兴工业，完全用国人新发明的木机纺织的。其他若梳毛、弹毛，也各有新的器具和方法发明。西北的同胞是真肯干，可惜限于资本，限于天时地利的自然环境，限于大部分人未能发展他们的才力，一时不能有惊人的表现。
包头是绥西的一个重镇，这五年来自然也着实有些变化。车到了二里半村站（因为离城有二里半路，可以叫做这个名字），下来就看见了前所未见的人力车。再往前走又发现街灯林立、广坦平衍的新马路（马路是从前有的，可是已经大大地修过了。电灯在这里还是第一次看见）。进城之后，看吧，市街虽然还只得两条，市面虽然也不见得热闹，可是里面的确有了新活力。电灯，各机关和大商店都装上了，电话，不但市面上有，就是包、绥之间的长途电话也通了。新式的织毛厂、织毯厂规模虽小，出品很精致，这是前所未曾想得到的。
街上也有穿西服的人走过，也有装束颇摩登的太太小姐之流坐黄包车。一切和绥远都差不了多少，无庸细说。
普通人家家庭里的妇女，还有许多耳上挂着大如小儿手镯的银耳环，臂上套着重四五两的银手镯，大红衣服，绿绑腿，脂粉涂得像泥阿福。小姑娘的头发多数剃得像个木桶圈或者锅盖儿模样。
触目惊心的是，街上竟新开了两家很华丽的洋货店，陈列着不少的日货、俄货。
目下开发西北的声浪可说是已经达到了顶点，自然这声浪，绝不仅是纸面上的，口头上的。在最近的将来，我相信绥远是会更可观的。
文/陆 庆（本文刊载于上海西北问题研究会《西北问题季刊》1935年1卷2期。作者具体信息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