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钩盾署调配燃料供应

　　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长安冬季取暖的燃料无非是木柴、木炭、煤炭和焦炭4个类别。当时的长安是国际化大都市，人口众多，最多时达到百万之众，柴薪的需求量自然非常大。

　　需求量大了，柴薪价格就会攀升，长安周边农民很多以砍柴烧薪炭为生。每年秋冬的农闲时节，农民们便进山砍柴；有能力有技术的则把木料烧成薪炭，运入京城卖了。有了这些柴薪贩卖者，长安的普通百姓就可以买到生活所需的燃料。

　　除了普通百姓贩卖的柴薪，朝廷又在岐州、陇州等距离京畿稍远的地区采伐薪柴。朝廷在京畿附近的户县、周至、宝鸡、眉县等地设立了专门的官署，从而确保长安的柴薪供应。可见，燃料供应是大事，而冬季取暖，更是重中之重，唐朝廷对此非常重视。

　　百姓用薪柴，自己去采伐或者去市场购买，价格自然就听任市场的调控。而皇帝和官员所用取暖燃料则有专门机构负责供应。唐代负责京城薪炭供销的专门机构是司农寺属下的钩盾署，下设令二人、丞四人，以及府、史、监事和掌固等多名吏员。当长安城薪炭供应不足时，朝廷又会特别设置“木炭使”以加强薪炭的供应。“木炭使”常常由政府高官兼任，足见对薪炭的重视。

　　当时，长安居民主要取暖燃料是木炭，而木炭烧造场所主要是长安附近的南山，这一带的农民多被编为炭户，成为专业的烧炭人，以供应长安所需燃料。白居易《卖炭翁》一诗有“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反映。

　　由于长安城薪炭的需求量太大，为了解决薪炭缺乏的难题，唐代宗永泰二年九月，木炭使黎幹曾建议朝廷开漕渠从南山向长安调运薪炭，渠阔八尺、深一丈，渠成之后，代宗还亲自查看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薪炭供应紧张时期，钩盾署曾经限制过京城官员的薪炭用量：“凡京官应给炭，五品以上日二斤。蕃客在馆，第一等人日三斤，已下各有差。其和市木橦一十六万根，每岁纳寺；如用不足，以苑内蒿根柴兼之。”

　　除了朝廷置办以外，长安最繁荣的西市里有专门制造、贩卖木炭的店铺，还有许多炭商将炭放在牛车或驴车里，或者直接背在背上走街串巷地叫卖。

　　宋代多措并举保燃料供给

　　北宋京城开封雪灾频发，出现了数次大量人畜冻饿而死的恶性事件。如何保障灾害天气开封百万人口日常薪粮的需求，尤其是取暖所用的燃料供应，成为北宋朝廷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为了应对雪灾，保障城市薪炭供应，北宋朝廷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首先是提升供给能力，增加物资供应，采取了引洛入汴、优化燃料结构、鼓励贩运贸易等应对措施。针对汴水仅有“二百余日”的运输时间，北宋朝廷引洛入汴，延长汴水运输时间，提升运输能力，使汴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有冻，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在优化燃料结构上，主要是增加煤炭供给。煤炭“熙宁间初到京师”，至徽宗宣和二年，开封已设有“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丰济石炭场，城东新置炭场。”煤炭的供应能力大大提升，缓解了冬春时节燃料的供需矛盾；再就是减免税收，鼓励民间贸易。这些措施对增加开封燃料的供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北宋朝廷在开封建立燃料常平仓，以增加燃料储备，遇冬春严寒减价售卖，增强了开封遭遇雪灾时的抵御能力。宋朝廷曾动用储备薪粮物资对城中的官军进行相应的赈济，对于百姓中的老幼疾弱，则予以收养，以免其遭受冻饿。

　　明代停止征收煤税

　　明朝廷非常重视冬季的燃料供应。嘉靖年间，北京曾一度出现薪柴燃料供应不足的问题，那时煤炭作为冬季取暖的燃料已经很普遍了，于是朝廷鼓励在北京西山进行采煤，解决了北京的燃料供应之急。

　　北京西山一带历来生产煤炭，到了明代西山开了许多煤窑，其中大部分都是民窑。朝廷为了增加税收，便出台征矿税的政策。

　　明万历三十一年正月，朝廷派遣太监王朝负责西山一带民窑的矿税征收。先前只是马鞍山黄树园地方官窑一处收税，王朝上任后，擅自做主将西山一带的煤窑一律纳入征税范围，甚至还动用军力强行征缴，致使窑民愤怒，直接涌至皇宫门前请愿；造成北京煤炭断供，冬季取暖大受影响，百姓苦不堪言。为此，神宗派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去处理此事。沈一贯了解情况之后上奏请求将王朝召回，将为非作歹的军人逮问；另外，也有一些大臣建言，请神宗不要因为王朝的一面之词，而影响到做煤之人、运煤之夫、烧煤之家的生计。其后，太监陈永寿再次奏请，神宗才命王朝回宫应役，让陈永寿接手该事。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随着全国矿使的召回，西山的煤税才停止征收。北京煤炭逐步恢复供应，百姓取暖才得以无虞。

　　清代取消采煤禁令

　　开发煤炭资源，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清代总有一些保守、迂腐的官僚，以种种理由，竭力禁止开矿。他们认为各地有各地的风水和地脉，是各地兴衰福祸的依托，如果掘地挖煤就会伤到地脉、毁掉风水，其祸无穷。而这些说辞竟然成为一些官员禁止开采煤炭的依据，且在全国大行其道，各地都有禁止采煤的规定。这使得全国的煤炭生产严重滞后，北京地区的采煤同样受到制约，大大影响了京城百姓取暖用煤。

　　清乾隆五年二月，大学士赵国麟经过大量调查之后上书乾隆皇帝，要求解除煤禁。本来就对煤炭生产十分支持的乾隆皇帝，看到赵国麟的奏折后，立即批示：“大学士赵国麟此奏，著各省督抚酌量情形，评议具奏。”同时下令全国各省一律取消采煤禁令，并要求各省督抚详细勘察本省的煤炭资源情况，制订出具体的煤炭开采计划和措施，向朝廷汇报。与此同时，乾隆对各地的采煤奏折认真研究，及时处理批复。此后，全国的煤窑数量、煤炭产量增长很快，仅北京地区的西山、宛平、房山一带，煤窑就多达近千个，有效地保障了当时北京地区百姓冬季取暖的用煤。（据《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