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是用粤语写的吗？

  刚刚结束春节假期，香港艺人陈小春就着急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遇到了一个认为“粤语没文化”的姑娘，急忙发了一篇长微博反驳她，维护母语的立场是好的，可是他的微博中的“唐诗宋词是用粤语写的”“唐朝没有普通话”等说法，却实在让人无法认同。

  那么，唐诗宋词是用粤语写的吗？

  当然不是。

  无论唐诗还是宋词，都是用诗人词人们掌握的语言写的。那么，他们是否会说粤语呢？长在巴蜀的李白、生在中原的杜甫，恐怕都不会用粤语写诗；生于济南的辛弃疾、终于临安的李清照，似乎也没有留下能说粤语的证据。

  那些有可能掌握粤语的人们是不是用粤语写作，也实在无法考证。比如生在广东韶关的张九龄，当他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是用家乡话还是官话在打腹稿。又比如被贬至岭南的苏轼，当他赞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时，并没有人能够证明他在用粤语吟诵。

  唐诗宋词既然不是用粤语写的，又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呢？

  简而言之，就是用当时的汉语写的。

  可能有人要追问，用粤语读唐诗宋词那么朗朗上口，粤语里又保留了那么多古代汉语的词汇，粤语是不是就是唐朝话、宋朝话？

  当然不是。不能因为曾孙长得像曾祖，就把这两位当成同一个人。相比普通话而言，现在的粤语的确更多地保留和继承了当时汉语的特点。我们之所以觉得用粤语读诗词更动听，是因为粤语更多保留了诗词的韵律美和音乐美，诗词讲究押韵合辙，可是很多古时押韵的字在普通话中不再押韵，让诗词丧失了和谐感；诗词也讲究平仄分明，可是不少古时的仄声字在普通话中读成了平声，又丧失了节奏感。用普通话读起来，部分诗词确实略显“普通”，可若用粤语朗诵，的确抑扬顿挫，别有韵味。

  前几年，一位香港中学生用粤语朗诵诗词，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那句“我有特别的朗诵技巧”的开场白，虽然略显浮夸，但若参考粤语的特点，也绝非大话虚言。

  此外，也不能因为某位后辈和祖宗长得最像，就把他封为嫡系正统，其他长得不像的，都成了庶出的异端。汉语方言众多，不仅粤语继承了古代汉语的词汇、语音，福建台湾一带使用的闽语、江浙一带使用的吴语，乃至赣语、湘语，甚至是最近地位愈发“低下”的北方话，无不与古代汉语一脉相承，只是保留原始风味的程度各不相同罢了。说实话，若用吴语或客家话读诗词，照样能体会押韵和平仄，也照样能理解里面的词句，效果并不比粤语差。

  凭着语音和词汇这两条看似言之凿凿的证据，就把粤语当作古代使用的汉语，其实是把古代汉语中普遍的语音词汇特点看成了粤语的专利。比如陈小春举例说，苏轼的“宁可食无肉”，“食”是广东话，普通话用“吃”；李白的“莫使金樽空对月”，“樽”字是广东话，而普通话用“瓶”；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几多”是广东话，而普通话用“多少”。这几条论据看似很有说服力，但我们如果了解到当时的人，无论会不会说粤语，都是这样讲话，恐怕就会明白粤语就是唐朝话、宋朝话这样的结论站不住脚了。

  那么，唐代就没有普通话了吗？普通话是杂交种吗？

  当然也不是。

  “时有古今”，语言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地有南北”，所以在不同的地方语言的变化并不是匀速推进的。现在我们使用的普通话才有70来年的历史，但是历史上早就有相当于“普通话”的“通语”和“官话”。

  不仅如此，无论何时，也都存在着标准语和方言的对立。西汉末年的杨雄作《方言》，就记录了当时方言分立的情况，比如说，都是形容女子的美丽，吴楚衡淮之间用“娃”，宋卫晋郑之间是“艳”，陈楚周南之间是“窕”，秦晋之间叫做“好”“娥”。如今，江苏苏州还有“馆娃宫”，就是这种方言曾经存在的证据。

  今天的北方话和1000多年前的北方话大不一样，今天的粤语也和唐宋时期的粤语不尽相同。宋代的粤语像什么？最像文人名士推崇的洛阳话。而被称作“洛生咏”的洛阳话，其地位和性质就相当于部分讲粤语的人嗤之以鼻的“北方话”“普通话”。

  但在晋朝，洛生咏的地位是颇高的，简直就是东晋的伦敦西区口音英语或者托斯卡纳口音意大利语，乃是学识、身份、地位的象征。名臣谢安引领了洛生咏的风潮，因为他有鼻炎，说话声音浑浊，名流们学不来这种浑然天成的鼻音，只好在说话的时候都用袖子掩住口鼻。必要的时候，“洛生咏”还有保命的特殊功能。南朝的张融在上任路上碰到一伙山贼，想要抓了他杀人吃肉，可是张融神色平静，讲起了洛阳话，吓得山贼不敢下手。看来，当时普通话的地位恐怕还没今天这样低，在山野里说普通话，是件很有文化、很有震慑力的事情，是足以让剪径的强盗知难而退的。

  语言总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在不同地区又是不平衡的。今天的粤语听起来像1000年前的“普通话”，可能再过1000年，那时的粤语听起来又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了。语言没有什么是正统，没有什么褒此贬彼的必要。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