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打“马的”回家过年

回家过年，高铁、火车、飞机是现代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如果你有幸穿越来到大宋的首都东京（开封），也称汴京，在街上看到飞驰而过的骑马人，带着大包袱小行李，好多是回家过年的游子打的“马的”；还有从你身边呼啸而过的各类厢式客车，也是很时髦的春运工具。

“马的”就像今天的出租车

那时的交通条件，租赁1匹马骑着回家过年，就像今天我们打的一样方便，尤其是在东京这样的大都会，打理经营出租马匹业务的门市很多。

熙宁五年（1072年），正是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前夜，大宋的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此时有一个日本僧人叫成寻的来到中国，来到汴京作旅游访问。他把这次访问写成了一本书《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了他此行的收获和感受，书中对他在汴京的交通情况记载比较详细，可以例证当时大宋首都的马匹租赁交易情况。成寻来到京师开封后，通过记录来看主要以马为代步工具，而且全部是租赁的。从住处前往皇宫，一行8人加翻译租了9匹马，付钱900文，合每匹100文。数日后的一天租马9匹，参拜了几处大寺院，付钱1贯500文。每匹约167文，大概属于包天的价格。次年正月又两次租马，每匹约支付100文。三月，又租马到显圣寺，价钱是70文；租马到吴枢密家，价钱是100文；次年四月，“三藏共行寿圣院尼大师斋所，通事、小师二人同去。路极远，三十里，北门外院也……马人与一百五十文。”所谓的150文，自应是每匹马的乘骑价格。来回60里，每里平均2.5文，看来起步价不高。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成寻之所以选择打“马的”，主要是便捷，价格不高也是重要原因。

成寻在中国期间，除了“打马的”之外，还“打轿的”。据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记载，后来他来到杭州短暂停留，前往灵隐寺拜会高僧后，被用轿子送回住处，支付轿夫每人50文，共100文。

坐车回家过年很时髦

客车在宋代已经出现，那时人们乘坐客车回家过年已是件很时髦的事。

《宋朝完美生活》一书中写道：“‘四爷定了先走陆路到万州，而后转水路回杭州，得先雇车。让大河这两日去市上的几家车行看看行情。’钱氏对碧烟道。碧烟想了想，‘奴婢省得，看这些东西怎么也需要两辆太平车，三牛厢车一辆给仆从，两辆独牛厢车给四爷、四娘子和小娘子，还有随身侍婢和小厮。’”几句话描绘了一幅宋代“春运”回家过年的出行图。文中既说明了宋代“春运”的方式是坐客车，也介绍了用车方式是雇车，就像我们今天长途客车，分为客车和货车两种，拉物品的货车叫太平车，租了两辆；大客车叫三牛厢车，仆从乘坐；高级点的小客车叫做独牛厢车，给老爷小姐坐。

不同档次的客车

那时的客车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比较高级的客车，就是上文的独牛厢车。

二是能坐多人的大客车叫三牛厢车，而且带卧铺。这种车子多用于长途旅行，更适合“春运”。在南宋有一幅名画叫《雪溪行旅图》，虽然作者已无从考证，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宋代客车“春运”图。画中前后共有3辆3牛厢车。从图中来看，这种车子以3牛牵引，力量大，可载多人，适合于长途运输。双层车厢，上层低而宽，是卧铺，下层高而窄，是车厢，整个车子呈拱形。其中最前边的那辆车有人正从下层向上层爬去，第二辆车门大开，车上层有人裹被而卧，下层一人闲坐。最后边的车上下层皆闭门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似乎没有乘坐客人，也许是备用车辆。这一组3辆车一起出行，既能多拉客人，也便于互相照应。有了带卧铺的“三厢牛车”，那时的“春运”已经很便捷了。

三是有一种快速客车被称为细车。宋周煇的《清波杂志》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典章制度、风俗、物产等，在卷二《凉衫》中说：“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盖蓬勃。”另外在周煇《北辕录》中说，他在出使金国时，路过淮北也见过这种车子。这种细车每役用15匹驴子，有五六个人把车，由于役用驴子较多，赶车者又舍得打驴子，因此车速极快。

再有一种客车叫氈车。是当时妇人乘坐的一种车子。司马光在其居家礼仪的专著《书仪》卷三中说：“今妇幸有氈车可乘，而世俗重檐子，轻氈车。借使亲迎时暂乘氈车，庸何伤哉！然人亦有性不能乘车，乘之即呕吐者。如此，则自乘檐子。”檐子，是北宋都城盛行的一种非常豪华的大型轿子，供贵族妇女使用。看来那时有些人还不适应氈车这种新生事物，不敢或者不愿意坐客车，甚至出现了晕车现象。但是为了回家过年，相信还会有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它。（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