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民族工作领导人，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布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在布赫逝世一周年之际，本报刊发此文予以纪念。

　　一.布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1.少年发奋，积极支持解放战争

　　布赫，原名云曙光，蒙古族，1926年3月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今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一个革命家庭，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的长子。1939年，年仅13岁的布赫，按照父亲乌兰夫的安排，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姐姐云曙碧一起，毅然决然地离开母亲和家人，冒着生命危险，从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家乡出发，长途跋涉，奔赴革命圣地、全国敌后抗日指挥中心延安。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布赫在延安度过了他长身体、学知识的少年、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民族学院，其间，布赫珍惜每时每刻，勤奋学习，刻苦磨炼，获得了品学兼优的成绩。

　　1942年，年仅16岁的布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初，风华正茂的布赫离开给予他知识、育成他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延安，来到刚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解放出来、当时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总部所在地——张家口。布赫一边在联合会组织部工作、一边等待分配，不久后被分配到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担任中学部副主任兼政治教员。业余时间，布赫到学院附近去做社会调查时，发现群众中不少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受日伪统治时期殖民宣传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不少群众同共产党及其军队还有距离。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布赫主动请缨，组织业余宣传队，通过文艺表演等形式，到群众中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揭露日伪宣传的欺骗性和国民党的反动性，以此唤醒民众，提高群众觉悟。宣传队的宣传效果很好，不仅很受群众欢迎，也感动了学院领导。不久后，学院领导考虑到当时解放战争形势需要，决定把以布赫为首组建起来的业余宣传队改建成为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宣传队。这支由学院中能歌善舞的男女青年组成的文艺队伍，从此活跃在卓索图盟（今辽宁西部、河北东部、内蒙古东南部）城乡和解放战争前线。他们冒着解放战争的硝烟，在极为艰难的战争环境下，深入群众和前线自卫军部队，通过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有效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鼓舞了前线子弟兵英勇作战的士气，激发了群众积极支援前线的热情，掀起了翻身解放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的热潮。

　　2.为内蒙古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7年初，联合会领导机关从张家口东移，原活跃在察（哈尔）锡（林郭勒）前线的、由革命文艺工作者周戈带领的内蒙古文工团随联合会领导机关东移，来到了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前身）。那时，布赫率领的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宣传队也由卓索图盟前线转移到昭乌达盟。联合会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内蒙古文工团、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宣传队这两支文艺队伍合并，在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前夕，组建了由周戈任团长、布赫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的内蒙古文工团（以下简称“文工团”）。这个扩大了的文工团刚一建立，就接受了联合会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排练庆祝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的文艺节目。全体团员都很激动，很快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这时候，布赫又接到了参加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知。那段时间，布赫既要与周戈一起领导文工团的演职人员排练节目，又要做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准备，异常繁忙。当人民代表会议上出现不同思想认识的斗争时，布赫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做代表的思想工作，使代表们的思想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上来，为圆满完成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使命、成功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应有贡献。在文工团排练节目的过程中，布赫与周戈配合默契，加上全体团员的努力，共同为内蒙古自治政府顺利诞生献出了一场深受会议代表和群众欢迎的好节目。两项任务的圆满完成，极大地提振了文工团全体演职人员的精神，也提高了布赫在团员中的威信，为内蒙古现代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开了好头。这支红色的文化队伍，由此走上了大踏步前进的征途。

　　从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到1954年蒙绥合并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再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19年间，布赫一直任文工团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部门领导职务。其中，从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到蒙绥合并的7年间，文工团充分发挥了“老母鸡”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文化方面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干部，为蒙绥合并后建立健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管理机构和文化事业单位提供了充分的干部储备，也为内蒙古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总之，在主政内蒙古文化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布赫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方针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带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干部和全自治区文化工作者奋发努力、扎实工作，推动内蒙古文化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特别是推动内蒙古现代民族文化事业从无到有，使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内蒙古草原上成长起一大批文学家、歌唱家、舞蹈家、画家、书法家等，创作出大量具有不同艺术形式和风格的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布赫自己也成为戏剧、歌曲、诗词、书法等多方面的文化名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布赫的支持下，适合牧区特点、深受牧民群众欢迎的文艺团队——乌兰牧骑于1957年在苏尼特右旗建立，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全国文艺界发出了“向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习”的号召，全国牧区纷纷成立了乌兰牧骑，周恩来总理还曾指示乌兰牧骑到全国巡演。2017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乌兰牧骑创建60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乌兰牧骑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报告了乌兰牧骑60年来的成长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中，称赞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3.推动内蒙古改革开放，积极投入社会调查与研究

　　“文革”期间，布赫深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刚正不阿，经受住了特殊情况下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1974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布赫也恢复工作，先后在包头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任领导职务。在他恢复工作的头两年，“四人帮”还在台上，“造反派”有恃无恐，时而作乱，导致遭受迫害后复出工作的领导干部在开展工作时困难重重。面对这种情况，布赫坚决维护党的原则，力求把主管的工作做好。“四人帮”被彻底清除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布赫大力落实党的政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积极开展维护团结与稳定社会的工作，尽可能地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

　　1981年至1993年，布赫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时值改革开放，为了把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做好，布赫与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密切配合，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寻求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的改革方案和路子。其间，内蒙古的农村较早地实行了土地与产量双承包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牧区也在全国率先实施了草畜双承包责任制。他还积极为工业企业松绑，给企业尽可能多的自主权。内蒙古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普遍被调动了起来，内蒙古的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城乡牧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很快消除了“文革”的不良影响，维护了民族团结，形成了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1993年3月、1998年3月，布赫先后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工作10年，先后负责联系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其间，布赫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履职尽责。为了做好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布赫深入民族地区和农村调研，撰写了多篇调研报告，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布赫一生勤奋，善于思考，勤于动笔，走到哪里写到那里，留有5卷文集，还有诗集、书法集、民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著等出版。这些作品的特点是理论性、思想性、实践性都很强，多为实践经验总结，通俗易懂、思想深刻，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体现布赫党性、思想和品格的几件事

　　布赫政治立场坚定，工作扎实，平易近人。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机关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为机关党员讲党课，强调党内学习的重要性，指出爱学习的党员干部不容易腐败。听过他讲课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通过参加支部生活会，他与机关党员和干部的关系拉近了。布赫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这归根于他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诚于党的事业。有几件事，笔者感受特别深刻。

　　1.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四清”运动进入高峰、“文革”将要到来之际，阶级斗争的纲“绷得正紧”，有人想否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和一些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分化干部队伍，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思想动荡和认识混乱。为了提高干部认识、统一思想，1965年10月至11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11月13日，乌兰夫在会上讲了思考已久的关于民族问题和生产方面的新思路，核心内容是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决心在内蒙古大搞水利，坚决摘掉内蒙古以耕作粗放、单产低、总产不稳为标志的“农业生产落后的帽子”。乌兰夫认为秘书班子事先准备的《决议》稿不深刻，要求按他讲的新思路修改。会后组成了以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为组长、布赫为成员之一、笔者为执笔人的《决议》修改小组。

　　当时的情况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乌兰夫的“三个基础”的新思路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力。修改小组中一开始也表现出态度不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决议》怎么修改？“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决议》修改小组中有几位立场坚定、思路清晰的党员干部，他们中就包括布赫。在《决议》修改期间，布赫和笔者就乌兰夫的新思路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交谈中他说：乌兰夫同志讲的“三个基础”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政治基础”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和乌兰夫同志经常讲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经济基础”的核心是不同民族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和乌兰夫同志常讲的农牧结合；“文化基础”的核心是蒙汉民族间互通语言文字和心灵沟通，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补充。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方面把基础打牢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基础自然就牢靠了。布赫说，这是他对“三个基础”的初步理解，他认为这次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新意，主要就表现在这“三个基础”上。他还说，在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即将实施、内蒙古自治区迎来成立20周年的重要时期，乌兰夫提出了这一新的思路，就是要把内蒙古的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这在《决议》中应予以充分体现。由于布赫的意见符合实际，在最终修改《决议》稿时，他的意见基本上都被吸收了。

　　修改后的《决议》稿送乌兰夫审阅后，他很快就批了，并说改得好。这次修改《决议》稿，布赫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1966年召开的“前门饭店会议”上和此后的“文革”中，《决议》遭到篡改，《决议》中“进一步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被上纲上线成“反党叛国的总纲领”，不仅被列为乌兰夫的一条“罪状”，也将布赫牵连其中。但布赫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他对“三个基础”的认识理解，表现出了他政治上的坚定和光明磊落。

　　2.在提炼总结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的发展经验中起了重要作用

　　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时，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创建人乌兰夫发表了一篇《在创造新历史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纪念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四条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加强民族团结，培养干部。这四条基本经验，是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来发展的深刻总结。在这四条经验的提炼、形成、总结过程中，布赫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初稿成稿后，乌兰夫给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曙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主席布赫、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王铎写信，介绍笔者持稿去呼和浩特，代他听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意见并就地修改文稿。笔者受托带去的文稿，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后，布赫给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而后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再就是加强民族团结。文稿中四条基本经验的关系是：前三条是实质性的，是文章的核心；第四条“培养干部”，是实现前三项的基本条件。因为工作是人干的，所以把“培养干部”作为最后一条压轴。他这么一讲，就把四条基本经验的关系与层次讲得更加清晰明确了，充分体现了布赫的理论水平、认识水平和逻辑思维水平。笔者把在内蒙古改好的文稿带回北京给乌兰夫看后，他很满意。

　　3.还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史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前夕，布赫接连发表了《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胜利的意义与启示》（以下简称《意义与启示》）《温故知新 团结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胜利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两篇文章。之所以会写这两篇文章，是因为在2014年，布赫看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史》送审稿后，感到有些内容欠准确，有的与史实不符。他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作为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内蒙古自治运动历史的亲历者，他深感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呈现给后人。

　　由于乌兰夫曾经要笔者帮他做些整理革命史料的文字工作，笔者也曾多次直接聆听乌兰夫讲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史。在这样的机缘下，布赫在写上述文章时，也让笔者帮他做了些文字工作。对于文章怎么写，布赫考虑成熟后，向笔者阐述了他的意图和基本想法，而后又分别讲了文章的重要性、主题思想、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等。

　　关于文章的重要性，布赫说：要讲清当时内蒙古的复杂情况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要讲清怎样把认识不一、政治主张不同的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统一起来，特别是怎样完成中共中央交给内蒙古的任务，即说服劝告那些民族革命者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主张，内蒙古东部实现由民族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同时还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段历史，肯定这些民族革命者的转变是进步、是贡献，充分肯定他们的转变对内蒙古自治运动产生的影响，改变至今还有人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这一转变过程的心理。有这种心理的同志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正是因为这些民族革命者认识的转变，才使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成为内蒙古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对于这一转变的作用和影响，要充分肯定，堂堂正正地大讲特讲。

　　关于文章的指导思想，布赫说：指导思想也就是文章的主题，这一定要找准。对这个问题他反复思考后认为，当年中共中央指示的，也是乌兰夫一再强调并始终坚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平等、民主自治”，就是现在成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基本政策的“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文章的主题，抓住这个主题就是抓住“党的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这两条，以它统帅全文，把它贯穿到全文，文章就有了灵魂。

　　关于文章的基本原则，布赫说：我们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维护史实，以史为鉴，从前人的斗争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是文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达到这一目的，首要的是真实，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因此，布赫要求，文中涉及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要与史料核对。

　　在文稿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布赫一直按确定的主题和基本原则严格把关，一丝不苟。他重病住院期间，还多次谈到文章的修改。中央主管领导同志看了《意义与启示》送审稿后建议：《意义与启示》一文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刊登，另按这篇文章的内容再写一篇适合报上发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照此建议，布赫又完成《启示》一文。《启示》定稿后由中央主管领导批给《人民日报》发表了。

　　上述两篇文章，简明扼要地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这段历史，给这段历史的书写指明了重点，理出了头绪，说清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创建的，即我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是怎么诞生的。这两篇文章倾注了布赫最后的精力和智慧，是他给党和人民作出的最后贡献。

　　如今，布赫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们追思他缅怀他，更要把追思和缅怀化为力量，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发努力、阔步向前！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离休干部，曾长期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和乌兰夫身边做秘书工作，与布赫同志交往多年。）（转自《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