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元旦有法定假，春节却是一天假期都没有的。所以，那些在“衙门”里当差的大小职员，就别想回家了；不过，如果你是学生或教员，倒不是一点指望都没有，虽说官方明令不许放假，但学校里看门的、端茶倒水的杂役以及刷马桶的阿姨全都回家过年去了，学校运转不下去，大家自然可以一窝蜂回家了。

　　回家过年，想想都欢喜，可返乡的路却不好走。那时候，飞机是极少数土豪才坐得起的。从广州飞往南宁，不过500多公里的飞行距离，一张机票却要花掉好几十个银元，普通人想都不敢想。坐船吧，便宜是便宜，可毕竟太慢了。兜里稍微有几个钱的小生意人、教师、学生乃至务工一族，大多会考虑坐火车。

　　坐火车，先得买票。那时完全没有预订车票这回事，车票一律在开车前定时销售，长则提前2小时，短则提前2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售票处，一个个狭小的售票窗关得紧紧的，售票口外，一道木栅栏将心急如焚的旅客隔开。不过，那时的火车票分等级，还分窗发售，一二等车票价格高昂，一般人买不起，窗前不算挤。可三等车票的售票窗前，待到售票铃一响，窗口一开，但见一股人流，一齐拥向窗前，个个都挤得脸红脖子粗。难怪梁实秋先生曾在《火车》一文中写道：“买票的时候，力气稍微弱一点的，或有性命之虞。”

　　按当时的惯例，一般在列车开车前2分钟停止售票，最后拿到车票的人，得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去赶车，迟一步，车开走了，虽说凭票可以搭乘下一趟车，但那时候，一旦错过车，没准就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走。

　　买车票的经历让人不堪回首，但那时的火车票倒是很摩登，中英文对照，日期、车厢等级、票价、有效期限一应俱全，可再仔细一看，最关键的信息——座位号，却是怎么也找不到的。原来，在那个年代坐火车，是根本不用对号入座的。翻开当时的老照片，一等车厢陈设豪华，乘客坐的是沙发，脚下踩着软软的地毯；二等车厢是舒适的软椅，由于价格昂贵，一张二等车票就抵得上一个雇工半年的收入，一等车票更是贵得离谱，所以一二等车厢的座位基本不用抢；一到三等车厢，座位改成了硬硬的木椅子，可这木椅子，却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劲儿去抢的。

　　20世纪30年代，有个知名小说家，名叫程瞻庐，他曾这样形容三等车厢的拥挤：“拥挤！拥挤！三等车变成五层楼了。‘最高一层’的乘客，兵士居多，高踞车顶；第二层的人，高卧在行李架上；第三层的人，坐在座椅靠背上；其次，座椅上，最下一层，坐地板上……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看了这段文字，你都可以知道那张硬硬的木椅子有多珍贵了。（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