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北方民族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史料记载的短缺，北方民族考古对于复原北方民族历史显得尤为重要。

　　自1954年正式成立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其前身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作为内蒙古地区考古学研究的主力军，在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北方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历史时期中原政权在内蒙古地区的行政建制探考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的成就。

　　值此“十三五”收官之际，回顾过去五年的考古成果，瞻望下一个五年的前景规划，明确目标，坚定信心，努力使北方民族考古在建设文化强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十三五”考古新发现

　　（一）

　　在阴山山脉东段北麓的北方草原地带，发掘了乌兰察布市化德县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乃仁陶力盖遗址，命名为裕民文化，年代范围在距今8400—7200年之间，为内蒙古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裕民文化的聚落，有圆形、方形、长方形房址，遗物有石制品、陶器、骨器、动物骨骼等。裕民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北方草原生业模式演变过程的探索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

　　为落实国家文物局重大考古项目“考古中国—河套地区史前聚落与社会”课题的研究，对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岔河口遗址、后城咀石城址，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板城遗址，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城塔古城遗址、石口子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在南流黄河两岸开展了区域性龙山文化专题的调查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中，岔河口遗址的发掘表明，围绕遗址的环壕除了防御功能之外，可能还具有祭祀性质。后城咀石城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龙山时代石城址，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瓮城”，文化内涵兼具老虎山文化和永兴店文化双重特征，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这些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阐释地域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材料。

　　（三）

　　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不断得到完善。

　　赤峰市林西县野狼沟遗址地处西拉木伦河北岸，发掘西梁类型房址14座、灰坑23座、沟1条。以往经过系统发掘、资料较丰富的西梁类型遗存只有西梁和塔布敖包两处遗址，野狼沟Ⅰ区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西梁类型的文化内涵。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下田家营子遗址位于西拉木伦河支流百岔河上游，分为A、B两个地点，其中B地点发掘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墓葬14座、灰坑50座。以往有关该文化的考古发现多集中于老哈河流域，下田家营子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增添了新资料。

　　（四）

　　在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陆续开展了石构墓遗存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初步探索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谱系。这些石构墓遗存在北方草原地区分布广泛，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亚腰形等形制，但随葬品往往较少，以动物骨骼较为多见。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塔汉其发掘的3座亚腰形石构墓，出土的细绳纹夹砂红褐陶鬲残片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墓中砌筑隔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额尔敦山发掘的2座石构墓，四角立石的特征十分显著，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

　　（五）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位于十里长川南侧，发掘墓葬131座、祭祀坑1座，出土遗物700余件，包含了秦文化、赵文化、北方系等不同类型文化的遗物，而且有近1/3的墓葬以牛、羊、狗的头蹄作为殉牲。

　　福路塔墓地是内蒙古地区迄今为止唯一一处大规模揭露的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匈奴文化中汉文化的来源以及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六）

　　发掘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沙梁子汉代古城遗址，发现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初步推断为一座大型粮仓遗址。建筑基址位于古城中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21米。其独特之处在于夯台上均匀分布着十分规整的用于通风的南北向沟槽，沟槽东西壁和底部设有壁柱和底柱。出土的板瓦、筒瓦、瓦当数量之多、尺寸之大，显示出该建筑具有大体量、高规格等特点。底部戳印“萬石”的陶盆和陶量残件，以及在通风沟槽土样中浮选出的粮食种子表明该建筑曾经作为粮仓使用。

　　沙梁子古城西汉大型夯土高台粮仓建筑基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较大规模的单体夯台建筑，填补了汉代边城研究领域的空白。

　　（七）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坝顶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的发掘，填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皇家祭天遗存的空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真实体现。坝顶遗址位于大青山蜈蚣坝坝顶之上，自内而外由祭坛、内辟雍、内垓、外垓、外辟雍等五部分组成，占地面积达7620平方米。祭坛位于遗址中心，外围为夯土筑成的壝埒，内侧为环绕壝埒的一圈木构房屋。内辟雍环壕之内，出土有祭祀的马、羊的头骨和肢骨。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北巡盛乐及阴山地区，曾“行幸阴山，观云川”，即是指在坝顶遗址举行祭天活动。

　　（八）

　　配合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大同城遗址的保护工程，对三座唐代边城均作了试掘。

　　土城子古城的北城为唐代单于大都护府治所，是唐朝设置于漠南地区管理北方游牧部族的最高羁縻机构。北城中部清理出土的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可能与单于大都护府的衙署有关。

　　新忽热古城于城内中部偏北处，亦发现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出土莲花纹瓦当等。通过本次发掘，初步考订该城址为唐王朝设置于阴山山脉以北的横塞军军城，但由于其地不适合农耕，与河套三受降城难以形成呼应之势，建成不久便遭废弃，成为唐王朝边防决策失误的一个历史见证。

　　（九）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脑包湾陈氏家族墓地地处库布其沙漠东北缘、黄河南岸，北距十二连城古城约1.3公里。共发掘墓葬20座，出土各类遗物200余件，根据墓志记载可知该墓地为唐代陈氏家族墓地。十二连城古城曾为唐代胜州榆林县城，胜州的治所也设在城内，陈氏家族墓地即是该城外围的一处墓葬区。这批墓葬由西向东、由南向北依次排位，墓葬结构多样，规格悬殊明显，反映出家族成员之间的身份地位存在差别，为研究唐代胜州社会历史、颍川陈氏的迁徙流布及葬俗葬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十）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持续开展了辽上京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再次确认辽上京皇城营建之初，是以东门作为中轴线、以东向为朝向进行规划布局的，确认了金代对辽上京的沿用和改建，揭示了从辽代都城到金代地方城的沿革情况。搞清辽上京遗址的建筑布局和历史沿革，是对我国城市考古的重要贡献，有助于了解辽代早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独有的建城理念，更好地阐释草原文明，同时也为辽上京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展示资源，为辽上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更坚实的学术支撑。

　　（十一）

　　继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贵妃墓入选“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于该墓葬周边持续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基本弄清了贵妃墓园的平面布局关系。据墓志可知，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萧氏，其父为隶国舅少父房的萧排押。萧排押在《辽史》有传，为辽宋战争的名将。贵妃墓出土了大量瓷器，以定窑与越窑瓷器为主，这批瓷器的最大特点是口、足部分多加金、银包饰，是辽代釦器最为集中的一次出土。贵妃墓还出土了金花银冠、金花银靴、银框青玉捍腰等契丹贵族最高等级的冠带。

　　贵妃墓西北约1.5公里处为黄土坑遗址，地表现存大型夯土台基12处。根据出土遗物和史料综合分析，该遗址很可能是辽代滦河行宫。

　　（十二）

　　持续开展中蒙联合考古项目，发掘蒙古国和日门塔拉城址。城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Arkhangai）杭爱山脉东段北麓，由东西相邻、结构相同的三座城址组成，俗称“三连城”。每座城址均由城墙、环壕、角台、门址及城内建筑台基组成。对Ⅱ号城址中心建筑台基的发掘表明，其由台体、西侧斜坡踏道、东踏台、东侧南北向斜坡踏道四部分组成，台体四周存在由大型柱洞组成的柱网结构，是回廊式结构的大型礼制性建筑。

　　和日门塔拉城址是一处具有浓厚礼制性特征的匈奴城址，可能就是《史记》《汉书》等文献所记载的匈奴举行祭天活动的“龙城”。该城址的发掘，对匈奴政治地理结构、社会形态及宗教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和日门塔拉城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外国考古新发现”。

　　“十四五”前景瞻望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升考古发掘与研究水平，丰富内蒙古古代历史的文化内涵，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活化历史场景，用考古学语言叙述内蒙古历史，在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中牢牢把握话语权，明确内蒙古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巨大贡献。

　　未来五年，内蒙古考古工作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引，以深入发掘独具北疆特色的草原文化为重心，紧紧围绕大兴安岭地区、西辽河流域、北部草原、河套、阿拉善五大区域，重点探究狩猎采集、游牧、农耕这三种古代生业形态的特点及转换关系，紧密围绕匈奴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蒙古文化阐释源远流长的草原文化核心内涵，积极发展聚落考古、环境考古、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以及区域性考古调查等诸多科技考古新课题，进一步加强考古学综合研究、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公众考古等相关工作，不断拓展研究新领域。

　　考古学作为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的一门人文科学，在中国发生了本土化改造，以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当然，“区系类型”理论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实践之中，并主要应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对于以内蒙古地区为主的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运用“区系类型”理论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还要针对不同问题，创新性地发明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