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禄

　　应付表格忙不停，材料填了却无用；基层调研“走过场”，“盆景”一看就完事；各级会议重复开，考核督查连轴转……

　　说起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基层干部或许并不陌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开展全面检视、靶向治疗，切实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不少政策，为基层干部“轻装上阵”保驾护航。这些政策究竟落实得如何？还有没有可以进一步优化完善的地方？“减负”之路下一步可以怎么走？请跟随新华社记者的脚步，听听来自一线的声音。

　　上一年，你觉得“减”得如何？

　　回忆起去年的生活状态，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街道党工委委员覃鹭说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忙碌”。

　　年初疫情肆虐，年中洪水来袭，2020年覃鹭手头的活儿和过去相比几乎翻了倍。他身边的大部分同事，付出也远远多于往常。不过，他们从未有过怨言。

　　“为了让党旗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线高高飘扬，我们累一点苦一点，也值得。”覃鹭说。

　　在这样的工作节奏中，“减负”对于覃鹭而言显得十分珍贵。在他看来，“减负”主要减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额外负担。从这个角度而言，“减负”从未停止过。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过去各级各部门落到街道的考核指标有几百项，现在得到了大幅度的整合压缩，不用每天费心思愁‘迎检’的事了。”覃鹭说。

　　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当地建立了基层减负观测点，对督查检查事项具体组织过程做硬性规定，并狠抓报表材料整治管理，受到了基层干部的欢迎。

　　与“考核减负”同时发生的，还有“指尖减负”。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融媒体中心“看苍南”App负责人鲍承益说，两年前几乎每个乡镇、部门都有App或微信公众号，不仅要安排专人负责信息采集、编辑、发布和维护，每个账号每年还要投入不少资金。然而，“兴师动众”下来的效果却并不好。

　　2019年起，苍南县逐步关停了所有乡镇、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政务类微信公众号并统一整合到“看苍南”客户端上，目前全县18个乡镇、86个县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共104个单位已入驻“看苍南”，专业编辑团队让政务信息在一次发布中便能实现“矩阵”传播的效果。

　　更多“减负”，来源于“刀刃向内”的政务流程机制再造。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委书记苟映蓉说，过去社区干部为群众办理低保，要逐一审核申请人是否有房产、商业保险、理财产品、银行存款等，不仅群众“来回跑”，干部也得“跟着跑”。现在申请人只需要网上填报一次，相关部门通过银行、房管局等互联网平台，在线就完成了信息核实查询。

　　“合理用好大数据支持放管服改革，‘便民利民’与‘基层减负’就可以实现有机统一。”鲍承益说。

　　回头看，哪里可以再“减”些？

　　不少基层干部对“减负”工作表达了进一步期盼。

　　政策落实“上下一般粗”“简单二传手”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期待再“变一变”——

　　“虽然现在政策执行‘层层加码’的情况已有所改善，但受考核机制等因素影响，基层推进工作习惯于完全执行甚至‘照搬’上级相关制度要求，创新性的思路举措偏少。”蒙阴县一位机关干部说。

　　为某项评比、某个活动发动群众投票、点赞、转发的工作，基层期待再“治一治”——

　　一位基层社区干部说，每次这样的任务都令人“发怵”：社区中不少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年轻人又嫌干部烦。不仅得罪了身边亲朋好友，更浪费了大家本该做实事的时间，非常希望得到有效整顿。

　　放假前一天集中“发文收文”的现象，基层期待再“减一减”——

　　有基层干部反映，每到节假日前夕，基层单位部门往往会收到不少工作文件，“卡节点”下命令、做布置、要材料，缺少计划性、缺少回旋落实余地的工作任务，让基层干部左右为难。

　　基层干部频繁借用抽调、抽调期限随意性较大、程序不规范的状况，基层期待再“改一改”——

　　浙江一位基层干部说，乡镇工作事务庞杂，此前一些部门随意从乡镇抽调干部，乡镇碍于面子不敢不从。然而，一些偏远地区被频繁抽调导致人力资源“缺血”，更让相关制度有了“空子”，干部心态不稳。

　　这一年，你建议还应该如何“减”？

　　1月24日通过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提出，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对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精准施治。

　　全会的精神鼓舞着每一位基层干部。他们建议，要将更多执行力量向基层倾斜，给予基层更多创新的空间——

　　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党委书记程家群表示，可在全国更多地方探索“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做强基层力量，切实破解“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难题。

　　“如果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向基层镇街、社区倾斜，在社会治理等方面能由咱们提需求，部门来配合，那咱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程家群说。

　　基层建议，要通过制度建设在政府部门内部树立正确的“材料观”，让乱发文、乱收文真正成为历史——

　　“客观来说，党政公务工作离不开文件材料。但对于基层干部而言，材料只是描述、总结工作的呈现形式之一，很多时候言简意赅即可，不能简单以材料‘论政绩’，不能简单以材料‘论英雄’，更不能简单靠材料定优劣、分高下、做结论。”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季冬晓说。

　　基层建议，每年可靶向聚焦几个突出的形式主义问题，采取项目推进等方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减轻基层压力——

　　“例如，未来可以将清理不必要的微信工作群列入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内容，限定在微信中下发通知、文件的行为；清理各地开展的各类名目繁多的评比点赞、积攒、扫码注册公众号客户端等行为，让基层干部少‘群’一身轻。”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说。

　　苍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崇演说，可对各乡镇部门借用人员开展全面排查、清理，重点控数量、控比例、控时长，全面规范干部借用抽调工作，避免“任性抽调”造成的乡镇“贫血症”。

　　（参与记者  陈国洲  杨文）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