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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 百炼成钢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内蒙古地区干部的培训教育和当代启示
  任亚平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内蒙古同全国一样,正在深入扎实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党中央已经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从实现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总纲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全局出发,鉴于内蒙古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始终高度重视对内蒙古地区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一批批优秀各族干部在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为内蒙古乃至全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光辉历史,对于进一步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加强新时代内蒙古各族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和队伍建设,有着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远见卓识

  ——建党初期党对第一批共产党人的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简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内蒙古地区不断发展的历史,指出: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十分关注民族问题。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和参与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工作。1923年,内蒙古产生了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产党人。1947年5月,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成为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我们党革命战争时期对内蒙古地区干部队伍,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就是党在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的重要一页和精彩篇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解决民族问题作为解决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把培养民族工作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作为重大战略任务。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我们党第一个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明确提出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1925年10月,中共四届一次扩大执委会议通过我们党第一个对少数民族问题的专门文件《蒙古问题议决案》,指出,我们的党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应当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强调“我们现实最重要的责任,便是使蒙古人中先进的民权主义分子,尤其是蒙古的智识阶级,归到革命这方面来。”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他领导的中共北方组织,在北京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来自内蒙古地区蒙汉族进步青年的培养。从1923年到1925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就读的土默特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奎璧、赵诚、高布泽博、佛鼎、康根成、吉雅泰、云润、孟纯等十几名蒙古族青年相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陆续转为中共党员,蒙古族第一批共产党人从此诞生。同时成立多松年任书记的中共蒙藏学校支部,这是我们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1925年4月,多松年、乌兰夫、奎璧创办了内蒙古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925年秋,土默特蒙古族青年贾力更等考入北京蒙藏学校,贾力更不久加入中国社青团和中国共产党。

  在蒙藏学校进步学生运动引起反动当局注意和百般压制的情况下,中共北方组织为了保护和培养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先后将荣耀先、王瑞符、朱实夫等选送到广东黄埔军校受训,将多松年、乌兰夫、云润、康根成等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将奎璧、佛鼎、赵诚等选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深造,将高布泽博、贾力更等7名蒙古族青年和内蒙古地区的王建功等10名汉族青年派到广州,参加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批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策略水平不断提高,在斗争实践中迅速成长。

  1925年3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区工委和包头工委,这是党在内蒙古建立的最早一批地方党组织,标志着党开始有组织地领导起内蒙古的革命斗争。这几个党组织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深入农牧民、工人、学生和地方武装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播撒革命火种,并在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一批蒙汉族先进青年入党入团。

  乌兰夫1929年7月从苏联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共西蒙工委组织委员、书记,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运用隐蔽斗争策略,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农村、牧区、军运、情报等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并分批选派贾力更、高凤英等30多名蒙古族青年党员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1931年秋,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曾来内蒙古西部指导革命斗争。1936年2月,乌兰夫和西蒙工委策划了著名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拉开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序幕。经过乌兰夫的不懈努力,许多中共党员担任营、连、排各级领导骨干,这支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内蒙古地区最大的蒙古族抗日武装。中共西蒙工委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内蒙古地区坚持斗争最持久、成效最显著和选拔培养民族干部数量最多的地方组织。

  延安育人

  ——延安时期党对内蒙古各族干部的培训教育

  从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东渡黄河的13年,是党史上的延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灯塔和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不久,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就提出:“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进驻延安后,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干部问题,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并提出了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爱护干部的五个方法等一系列干部政策。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对内蒙古的革命斗争给予极大的关注,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领导。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内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罪恶目的,声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红军“要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指出“内蒙古民族只有同我们共同战斗,才能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内蒙古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年5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并要求大青山地区党组织把“吸收蒙人中知识分子,培养蒙民干部,做蒙民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同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明确指示:“要尽力设法培养蒙民干部,其文化程度较高者,进步有为者,可送到边区培训。”

  党中央到达陕北不久,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陆续创办一批干部院校。1935年11月在瓦窑堡成立中央党校,1936年6月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1月进驻延安后,又陆续创建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工人学校、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泽东青年干校等院校。中央党校成立初期就专门成立了少数民族班,学员有蒙古、回、藏、苗等民族,许多院校都有来自内蒙古地区的蒙汉族学员。后来根据抗战形势需要和集中人财物力办学,有的院校迁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大部分院校陆续并入延安大学。

  教育方针决定着学校的指导思想、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校训校风则体现了学校的内在精神和作风。毛泽东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学习,应确定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毛泽东还为中央党校制定“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为鲁艺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这些方针、校训和校风,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有计划地选送各族进步青少年来延安学习。1939年夏,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和所属土默特旗蒙古工委,开始了有计划地动员组织蒙汉族青少年赴延安学习的工作。第一批奔赴延安的蒙古族青少年共21人,其中女同志4人,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仅10岁。此后到1941年春,又先后动员组织8批蒙汉族青年100多人到延安学习。这一期间,陕甘宁边区领导的伊盟南部根据地党组织,也选送了一些蒙汉族青少年奔赴延安学习。

  1939年12月,陕北公学根据西北工委指示,将来自内蒙古土默特旗、伊克昭盟等地的蒙古族青少年集中起来,专门成立蒙古青年队(55队),学员50余人。之后随着少数民族学员的不断增多,陕北公学1940年8月专门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队,1941年6月改称民族部,学员发展到185人。

  党中央为了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力度,1941年夏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将中央党校民族班、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以及抗大、女大、鲁艺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学员集中起来,成立延安民族学院,由西北局直接领导。西北局书记高岗兼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设有教育、干部、总务三个处和研究室,乌兰夫任教育处处长。学员300余人,包括蒙、回、藏、彝、苗、满、汉等七个民族,其中蒙古族学员100余人,占40%,来自内蒙古土默特旗和伊克昭、乌兰察布、察哈尔、哲里木等盟。1941年9月下旬,延安民族学院隆重举行开学典礼,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宣告诞生。毛泽东为民院题词“团结”,并对学院教育方针作出重要指示:“要经过民族学院培养一批实际工作(党、政、军、群工作等)、一批文教工作干部”。

  1943年4月,民院并入延安大学,但保持相对独立,按照精兵简政的方针,教职学员缩减到200余人。1944年4月,为了使民院学员便于接触民族地区实际, 民院迁至定边并入三边公学,由三边地委具体领导,保留民院建制。1945年3月,民院除回族学员留在三边公学外,其余近百人迁往内蒙古伊盟鄂托克旗城川(今属鄂托克前旗),称为城川民族学院,由中共伊盟工委具体领导,1948年6月奉命撤销。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将延安民族学院作为前身,乌兰夫任首任院长。同时将北京蒙藏学校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成为唯一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少数民族学校至今。

  在延安民族学院近7年的办学历程中,累计培养 400多名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其中蒙古族占半数以上,被誉为“革命熔炉”“民族干部成长的摇篮”。学员们通过紧密联系抗战斗争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逐步明确了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各民族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解放、民族平等和民主自治,理想信念不断坚定,理论政策水平不断提升,文化业务素质不断增强。通过参加延安整风、政治活动、大生产运动和日常生产劳动,进一步经受了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

  草原办学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内蒙古创办的干部院校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战略决战,内蒙古因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成为国共两党政治上军事上激烈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党中央审时度势,在1945年10月23日《关于内蒙古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对内蒙古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同时明确了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步骤,明确了乌兰夫是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194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这是我们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范例,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在乌兰夫同志主持下,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到内蒙古党工委、自治政府发扬延安精神和办学传统,先后创建内蒙古军政学院、自治学院、军政大学、党校,并兼任院(校)长。内蒙古军政学院1945年12月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创办,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学院撤至赤峰林东地区,不久并入转移到这里的内蒙古自治学院,期间共培训学员500多名。内蒙古自治学院1946年3月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冀热辽分局联合在赤峰创办,下设军事、行政、中学三个部。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赤峰,学院北撤林东继续办学。1947年6月赤峰再次解放,学院重返赤峰,1949年8月结束办学。三年间累计培训学员2000多名。内蒙古军政大学1947年8月由内蒙古党工委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创办,分设两个学院,第一学院由东蒙古干部学校改设,校址在乌兰浩特;第二学院以内蒙古自治学院的一部分为基础创建,校址在齐齐哈尔。到1949年10月缩编为内蒙古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两年间,共培训学员1400多名。1948年11月,在乌兰浩特创办内蒙古党校。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这4所干部院校在解放战争期间累计培训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汉、满、回、朝鲜等各族青年干部4000余名,绝大多数成长为内蒙古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内蒙古地区的其他地方党组织,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也积极办好各种干部院校。在中共伊盟工委的领导下,城川民族学院在周边的伊盟鄂托克旗、乌审旗和陕北的定边、靖边等地,新招100多名蒙汉族学员,全院师生总数200余人。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城川后,民族学院在陕北辗转办学,直至1948年6月学员整体分配回内蒙古工作。1946年4月,中共西满分局在乌兰浩特创办东蒙干部学校。学校从成立到1947年8月改建为内蒙古军政大学第一分院1年多的时间内,分3期招收学员1000余名,同时选送130多名学员到设在吉林通化的东北军政大学深造。延安鲁艺师生挺进东北后,中共冀察热辽分局1947年6月在赤峰创建鲁迅文化艺术学院,到1949年4月迁到锦州的近两年中,培养了数百名各族文化工作干部和文艺人才。内蒙古地区许多老一辈文学艺术家,就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1949年5月,中共绥远省委在丰镇创办省委党校(1952年11月并入内蒙古党校)。

  坚守初心

  ——战争年代内蒙古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在内蒙古早期蒙古族共产党员中,有的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壮烈牺牲,成为内蒙古地区早期革命烈士。荣耀先1926年担任北伐军团长,1927年4月率部从徐州向济南挺进的茅村战斗中率先冲锋英勇杀敌,不幸阵亡。中共察哈尔区工委书记多松年1927年4月作为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区代表参加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五大后,8月在张家口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敌人活活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中共包头工委书记李裕智1927年10月在伊盟反动武装围剿中遭叛匪暗害。早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开展党的工作,后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南昌起义党务委员、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的韩麟符,1934年9月在山西榆次暂避时因叛徒告密遇害。

  抗战期间,内蒙古蒙汉族共产党员牺牲的更多。1940年8月,时任中共归绥工委组织部长的刘洪雄,在归绥城内开展地下斗争时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对他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吊打、灌辣椒水、插竹签、烙铁烫、狼狗咬、上电刑,腿被压断,手指被烧焦。但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党的机密只字未吐。9月,刘洪雄被敌人用绳索勒住脖子,用木棒猛击头部,惨遭杀害。1941年3月,时任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负责人兼绥察行政公署蒙政处处长、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的贾力更,奉命到延安中央党校培训,同时护送20多名蒙汉族青年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3月19日在绥西被日伪军包围,这批青年成功突围,贾力更在突围中英勇献身。同年10月28日,蒙古抗日游击队队长高凤英带领游击队员在大青山火烧沟一带同日伪军作战时,高凤英等12名游击队指战员壮烈牺牲。刘洪雄、贾力更、高凤英均列入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其余绝大多数同志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久经锻炼考验,成长为内蒙古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

  曾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学习的干部师生,一批批陆续派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投身到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洪流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在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和骑兵民族武装中,民族学院师生是各级骨干力量。其中一些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或因公殉职,他们的英名和事迹,永载延安民族学院和内蒙古的革命史册。

  民院教师中最早殉职的是那素(1896—1943)。那素全名那素滴勒盖,蒙古族,伊盟乌审旗人,早年曾参加“独贵龙”运动, 1935年任旗保安营营长。在中共伊盟工委的团结和争取下,1938年春率旧部加入蒙旗独立旅,任骑兵营营长。在乌兰夫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影响下,1940年春来到延安,担任了民族学院的蒙文教学和领导工作,同时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兼任少数民族事务工作委员会委员。因操劳过度,1943年7月31日殉职。1941年8月8日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乌兰夫介绍那素生平,称赞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号召“扩大那素的斗争精神,把他的旗子举起来”。

  在土默特旗第一批奔赴延安的学员中,最早牺牲的是巴增秀(1916—1942)。她于1939年8月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公55队、民族部学习,1941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奉派前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化名李彤,任武(川)归(绥)县政府科员,在敌我拉锯的井儿沟一带开展工作。1942年春,她带领群众在一次反扫荡的转移中,由于山路崎岖坎坷,以孕身爬山越岭,不幸跌于岩下,流产失血过多去世。

  延安民族学院师生中,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英烈还有关起义、云晨光、朱玉珊、李世昌、云贵生、赵青山、图布新、雷明利、秦子华、扎木苏、金玉、杜明星、杨秀清、沙克沙等。

  关起义(1904—1947.1),蒙古族,辽宁省康平县人,祖籍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1940年秋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和民族学院执教。抗战胜利后,当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1946年入党,同年底被任命为察哈尔盟代理盟长。1947年1月6日,关起义一行来到明安旗哈巴嘎区(今锡盟正蓝旗哈毕日嘎镇)宋家营子开展工作时与敌人遭遇,突围激战时壮烈牺牲,时年43岁。

  云晨光(1926—1946.12),蒙古族,内蒙古土左旗塔布村人,1939年赴延安陕北公学和民族学院学习,1942年入党,1944年底分配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1946年1月任内蒙古骑兵独立旅3团3连指导员,曾参加设在张家口的内蒙古军政学院军事部培训。独立旅扩编为骑兵16师后,云晨光任1团2连指导员,转战锡察草原。同年12月在哈巴嘎朝阳村一带与匪徒的作战中,云晨光和12名战士英勇牺牲。

  朱玉珊(1915—1948),蒙古族,内蒙古土左旗善岱村人。1939年第一批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1年后,转入抗大学习2年,毕业后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1944年在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一带做民族工作。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镶蓝旗支会主任、锡察干部团组教科科长。1948年12月6日,中共察哈尔盟工委代书记肖诚(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察哈尔盟盟长苏剑啸(蒙古族,曾在抗大学习)参加锡察巴乌工委在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召开的工作会议后,和朱玉珊、乌喜鹊夫妇等一行27人(包括两个警卫班)返回察哈尔盟,8日在阿巴嘎旗罕乌拉苏木沙布日台遭遇反动武装袭击,激战几日,肖诚、苏剑啸、朱玉珊、乌喜鹊等18名同志壮烈牺牲,史称“沙布日台事件”。

  延安民院师生中战争年代的幸存者,经受革命烽火的考验和长期实践的锻炼,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同领域行业的专门人才。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离世,但他们为内蒙古和全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奋进。

  以史为鉴

  ——切实加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党要长期执政、永葆活力,最重要的是贯彻落实好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严把政治关、廉洁关、素质能力关,及时把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发现出来、任用起来。要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使广大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习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要求,大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和使命,必须坚持一心为民,必须弘扬优良作风,必须激发斗争精神,带头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从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内蒙古干部队伍培养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中,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当代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高度重视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提出要把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作为战斗任务,并始终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强调:“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在内蒙古等民族地区调研时多次指出,大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优秀干部,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还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要求把建设一支对党忠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作为重要任务常抓不懈,并提出民族地区好干部“三个特别”的新标准:“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的感情特别真诚”。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才能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推动全党大学习、干部大培训活动纵深推进。

  启示之二,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历史发展到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提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在干部培训和教育中,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思想精髓、核心要义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原创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是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5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明确要求: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凝聚“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合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民族地区干部尤其要带头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总目标,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汇聚起强大力量。

  启示之三,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干部培养教育工作的根本目标。毛泽东1938年5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中要求:“你们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理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求全党一定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7月在内蒙古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例举多松年、刘洪雄等两位内蒙古革命烈士的事迹,指出,面对敌人屠刀,革命烈士表现出“头可断、血可流,气节不可改、主义不可丢”硬骨头精神,就是因为他们心中铭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铭记着党的初心和使命。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要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作为永恒课题和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使广大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心中闪亮。

  启示之四,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最早提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在强调以德为先的同时,要求“有工作能力,能独立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干部要“又红又专”“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今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强调,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要紧紧围绕提高治理能力,坚持精准培训、全员覆盖,坚持改革创新、共建共享,坚持联系实际、从严管理,围绕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深化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着力提高培训针对性有效性,使广大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从而不断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

  启示之五,必须把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关键。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多次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具有政治远见,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胸怀坦白,忠诚积极正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忠诚是精神之源、为政之魂,干净是立身之本、为政之德,担当是成事之基、为政之要。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习近平考察内蒙古时,号召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要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并引用蒙古族谚语“好马登程奔到头,好汉做事做到头”勉励大家。赤胆忠心、忠于职守的忠诚精神,吃苦耐劳、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奋斗精神,是蒙古马精神的深刻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党和人民,就要时刻牢记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论是履职尽责还是日常言行,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广大党员干部干净廉洁从政,就要时刻牢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党和人民做事,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广大党员干部担当尽责有为,就要时刻牢记肩负“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把全部身心用在干事创业上,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把责任担当体现在扎实的工作上、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主要参考文献

  一、《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央统战部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二、《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三、《熔炉——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民族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四、《呼和浩特革命人物》(第一集),呼和浩特市委党校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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