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子沟遗址经过1985年至1987年连续三年的发掘，呈现出了一个保存相对完整的原始村落遗址，为人们了解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形成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一直主持庙子沟遗址发掘、时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魏坚教授说。虽然庙子沟村只是一个荒芜的小山村，但庙子沟遗址，在中国考古学界史前聚落研究的行列当中，有绝对的知名度。

　　聚落遗址保存相对完整

　　庙子沟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的黄旗海南岸丘陵地带，经考古发掘研究和碳14测定证实，遗址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间，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掘面积最大、遗迹保存最完整、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

　　对于聚落遗址发现经过，当时担任察右前旗文管所所长的天津知青孙家谭在其《回顾“庙子沟新石器聚落遗址”发现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有详尽描述。孙家谭在看了山东来的农民工拿来的“石磨盘”后，当即叫上所里的同事罗锦明直奔现场拍照、收集遗物，并立即将掌握的情况报告了当时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5年10月10日，魏坚被指派前往庙子沟遗址进行现场考古勘查，魏坚说，当时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同学郭治中乘坐一辆212吉普车到了庙子沟村，在确认了遗址的文化性质后，随后就组织了考古发掘。

　　在魏坚看来，庙子沟遗址东接张家口，西连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就是山西、河北，过去在这一区域没有发现类似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遗址位于庙子沟村南，第一次发掘大概持续了15天左右，从发掘现场看到的人骨和出土文物感觉应该是一种墓葬的随葬品。”在魏坚的印象中，1986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将该遗址记录为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墓地的认识有误。“事实上，它不是一处墓葬，而是一座史前村落遗址。”进入1986年，魏坚对庙子沟遗址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大面积发掘，发现庙子沟遗址既有房址、灰坑和窖穴，同时也有墓葬。1987年5月至9月间，进一步通过大面积布方的方式进行发掘，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

　　发掘结果表明，庙子沟遗址共发掘房址50余座，灰坑、窖穴130余个、墓葬40座，出土复原各类陶器700余件。陶器多小口双耳罐，也有筒型的盛放器和用于煮饭的炊器。出土较完整的石器、石环、玉器、蚌螺串纹装饰品等千余件，遗址内村落布局井然有序，房址成排，坐西朝东分布。制作精美的彩陶器、筒型罐和磨制精致的石器、骨器和装饰品等均具有一定的工艺水平，文化面貌独具特色。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陶器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陶器具有一定的区域特性，陶制筒型罐作为内蒙古东部文化遗存，从东北地区经黄旗海的庙子沟遗址，向西到鄂尔多斯地区，在连接西北地区的马家窑遗址的整个区域均有发现。庙子沟遗址出土的筒型罐、彩陶罐、夹砂罐、偏口器等器物，构成了一个器物群的考古学文化，证实距今5500年左右，区域间文化交流非常繁盛。魏坚认为，这种陶器组合既可以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又表明相互之间存在联系，体现出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北方，直至夏商时期，存在着风格各异的众多文明，散布在四面八方，犹如“满天星斗”。最终，众多文明交流、碰撞、融合，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属仰韶文化晚期遗存

　　已有的考古发现证实庙子沟遗址的年代与阴山以南包头阿善遗址、黄河大回折托克托海生不浪遗址一样对应的年代是距今5500年至5000年之间，庙子沟遗存涵盖了阿善、海生不浪因素，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是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魏坚在对庙子沟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过程中，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他说，距今5500年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原的半坡四期考古学文化阶段，庙子沟文化在这个阶段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一支新型的考古学文化。

　　庙子沟出土的大型生产工具如磨盘、磨棒等，为数众多。同时出土了一件带有穿孔的形制独特的石铲。魏坚分析，这件石铲极有可能是部落首领权利的象征。在探讨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的时候，有着某种象征意义的石铲是一个重要的佐证。以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遗址、阿善遗址、海生不浪遗址为代表的三个区域类型，彼此年代相当、文化面貌相同、分布区域接近，魏坚将其命名为庙子沟文化。庙子沟文化区别于仰韶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具有独特性。

　　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中，重点强调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发展系列和不同类型的问题。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系列，每个系列当中都有自身独特的类型。魏坚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各种石环的半成品，他认为，墓葬里人骨的手腕上戴有石环的一定是女性，儿童一般胸前佩戴玉片和一些从黄旗海捕捞的蚌螺制成的饰品。远离黄河流域的庙子沟原始聚落，同中原地区中华文明的其他聚落一样，在距今5500年左右，已经开始向文明迈进。

　　大范围文化交流现象，从一个侧面证实距今5500年左右这个阶段是中华民族文明产生的前夜。“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解读史前文化发生发展和繁荣的过程，庙子沟文化的存在非常有价值，不可或缺。”魏坚说。

　　魏坚从1985年进入庙子沟到2004年离开，20年的岁月里，魏坚一直坚守在庙子沟，他第一次去庙子沟时，儿子出生，离开时，儿子考上了大学，魏坚坚持不懈对庙子沟遗址出土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他坦言，通过考古学展示，人们有了认识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更多渠道。

　　为了查明庙子沟史前古人类的生活生存状态，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者刘莉教授等人曾经从庙子沟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上提取植物淀粉进行鉴定，证实食用植物主要为粟和黍，同时，通过对发现的人骨进行同位素测定，也证实食用植物为粟和黍以及糜子。此外，对发掘出土的40多种动物骨骼进行鉴定，证实有牛、羊、马鹿、黄羊、狍子、熊以及家养的猪、狗和少量水生动物。另外，在每个房子西侧的正中央，在灶坑与墙壁间有个地臼，底部和侧面用泥和石子硬化，用来捣碎采集到的坚果类食物。

　　在生活场景里，庙子沟的先人在山坡的丘陵上打猎，在附近的黄旗海捕鱼，同时采集野生果实，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当时完整生动的生活场景。

　　深挖文化内涵

　　庙子沟遗址发掘现状表明，庙子沟原始聚落的人们在5000年前突然毁灭并神秘消失，这一现象一度在考古学界引起震动。

　　按照考古学的表述，庙子沟遗存与内蒙古东北部的红山文化以及西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构成了一个文化发展脉络上的三岔路口。而庙子沟遗址与其他同时代遗址展现的最大不同，是居住址内发现有大量的人骨，这些人骨在房址和窖穴中既有专门的摆放，也有随意的丢弃，有多人合葬，也有儿童和成人合葬。这些现象能够揭示庙子沟原始聚落突然消失的谜团。

　　尽管庙子沟遗址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明，然而考古学者却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魏坚在发掘中发现，庙子沟遗址及周边并未发现墓地，所有的埋葬都在居住址内的窖穴、灶坑以及居住面上，长方形坑内常有多人合葬的现象，有的合葬墓内尸骨摆放整齐，有的杂乱无章，这样的尸骨摆放方式，显然不符合常理。

　　大量的遗物、遗迹表明，庙子沟原始聚落极有可能在一场突发性灾难中毁于一旦。根据魏坚的描述，有一处多人合葬的墓，尸骨杂乱地堆放在一起，直观上看就是匆匆忙忙扔进去的，据此，对于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魏坚推测，遗址中既没有水灾的痕迹，也没有被火烧过的印记。在排除水灾和火灾的可能性后，魏坚想到了部落战争以及地震、雷雨等天灾人祸？但尸骨经过鉴定没有任何砍杀伤。另外，遗址的所有房址里，有一半的房址没有器物、没有人骨。有人骨的窖穴、灶坑以及居住面，生产和生活工具齐全，而没有人骨的房址里，也没有生产和生活用具。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科学的推断是：当时还活着的人将死者匆匆埋葬，带着生产生活用具进行了迁移，这个现象证明当时当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

　　魏坚推测发生的“瘟疫”可能为鼠疫。可能是一场鼠疫导致庙子沟原始聚落突然毁灭和消失。他说，在尸骨的底部可见很多鼠洞，尸骨的残缺部分被老鼠拖进了鼠洞。曾经生活在庙子沟原始聚落的古人在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场景后，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庙子沟原始聚落的消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遐想。内蒙古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用实物证实了内蒙古中南部自有人类繁衍生息以来，就是多文化、多人群的融合之地、交流之地。不同群体文化现象反应出的不同族群的面貌遗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创造的。考古学者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并揭示了早期人类血脉相通相互交融的历史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魏坚建议应加强庙子沟遗址的保护力度，推动庙子沟原始聚落生活、生产场景的恢复，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石器时代晚期庙子沟遗址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去探究寻找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光芒，从而树立文化自信，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王林喜）

　　（本版图片由察右前旗文物保护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