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

　　沧海桑田。

　　在时间的冲刷下，多少灿烂盛景归于沉寂。

　　大地以厚德载物，将万物拥抱在怀中。即使相隔千年万年，当地层打开，便呈现一个斑斓的世界。

　　用一把手铲叩问文明沃土的考古人，不断解锁着古代文明的密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追寻着信而有证的中华历史和灿烂文化。

　　龙飞凤舞  玉润千年

　　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曾用六个字概括红山文化：坛庙冢，玉龙凤。“这六个字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六种因素。”

　　盛夏，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刻有“碧玉龙出土地”的石碑掩映在一片文冠树林之中，有风吹过，绿波涌动。“中华第一龙”由此乘风而起，名扬华夏。只见它梭目如炬，颈背上似鬣毛，飘然若举，有凌空之势。

　　与碧玉龙“同出一门”，由于最初具体出土地的不确定而招来广泛争议的黄玉龙，是翁牛特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条黄玉龙其实比碧玉龙年代更早。”翁牛特旗博物馆馆长庞浩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认为：黄玉龙形器选料上乘，雕工精细，神态飘逸，具有明显红山文化的玉器形制及工艺特征，应为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堪称国宝。邓聪先生则称赞其制作意境高远，浑然天成。

　　在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神鸟类玉器占有很大比例。牛河梁遗址16号地点出土的玉凤，双目圆睁，弯颈回首，翅膀上扬，尾巴下垂，线条流畅，静卧之中隐含升腾。

　　在牛河梁遗址还发现了龙凤玉佩。郭大顺曾介绍说，“龙凤合体的玉器在安徽凌家滩也有发现，是一件玉璜，璜的两端，一端为龙头，一端为凤鸟头，器形比较简单，龙头和凤头也比较简单。”

　　而牛河梁出土的龙凤玉佩，是两个高度神化的动物在一个长仅10厘米，宽不到8厘米的板状玉器上表现出来。“龙凤都突出头部，简化身尾。凤的冠、目、咏，龙的角、目、鼻、嘴都很清晰。而它们蜷曲的身尾特别短，对靠在一起。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思维、艺术手法的超前程度，而龙凤呈祥的文化理念也绵延至今。”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孙永刚说。

　　季羡林先生认为，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便是玉。

　　在红山文化时期，一群群自然宇宙的仰观俯察者，选择了“得天地之精”的玉石，精心雕琢打磨，同时将审美价值、思维观念等注入玉器之中，并赋予了玉器规范、礼制等浓厚的人文思想观念，奠定了中国玉文化接续发展的牢固根基。

　　“将红山文化玉器当作先于汉字而出现的宝贵的精神文化符号象征体系，是当代人努力依据考古发现新材料重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关键资料。”叶舒宪在《红山文化玉器的神话信仰研究概要》中说。

　　人间安居  九天归去

　　在翁牛特旗博物馆，馆长庞浩向记者展示了馆藏的一件黑彩红陶罐，只见，红色为陶体，黑色为彩绘。红色阳刚、热烈、奔放；黑色阴柔、宁静、肃穆。黑色的粗壮的弧线重重叠叠从红色陶器口沿下平行垂下，潇洒飘荡。

　　红山文化的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现的。

　　考古学家认为，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是吸纳了黄河流域彩陶因素，但又保持了自身的特点，说明红山文化是以继承本地文化为主，同时吸收周邻先进文化而发展起来的。

　　第一篇提到的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出土的黑彩红陶筒形罐，红色陶体之上，绘制的黑色纹饰，有来自中亚一带的菱形方格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和红山文化本土的龙鳞纹。

　　“苏秉琦先生曾说过，这是5000 年前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这里交流汇聚的典型例证。”孙永刚说，“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的圜底釜，明显带有后岗一期文化特征，简直就像后岗人抱着他们的家伙什来到红山地区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认为，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影响应当是相互的，是双向的。“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曾出土一片钩旋纹彩陶，纹样风格与仰韶文化彩陶区别明显，有可能是直接由红山文化传入的原创彩陶。”

　　“这些诸如钵、壶、罐、瓮等有底彩陶器，显然是生活用器。这些器物不仅反映红山人高超制陶工艺和审美意识，也反映了史前先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面貌。”孙永刚说，“红山彩陶还有一种无底筒形器，多发现于墓葬和祭祀遗址。”

　　“这是我们从草帽山遗址拉回来的一拖拉机陶片，修复成的三件无底筒形器。”敖汉史前文化博物馆馆长田彦国指着展柜说。

　　只见这三件筒形器为泥质红陶，敞口，无底，矮胖。

　　华玉冰推测筒形器集天、地、人于一身，它敞口向天，无底向地，作为灵物的石块放置于筒形器内，表明当时人们已把天地人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了。

　　雷广臻、董婕、于建设则在《陶筒形器——红山文化最精彩的故事》一文中认为，陶筒形器围坛为社，培育谷物。“由对食物的崇拜推进到用生长着的植物祭祀，陶筒形器承载了农业发达、人丁兴旺、生命绵延的特殊使命，为敬天保民思想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庄严肃穆  敬天法祖

　　“造像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出土器物。”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海玉说。

　　据了解，在史前文化诸物质文化因素中，人的形象占首要位置，关注度也最高，世界各国的考古发现都是如此。

　　郭大顺先生最是难忘与“女神”相见的情景。

　　《红山文化考古记》一书中描述女神像，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为方圆形扁脸，颧骨突起，眼斜立，鼻梁低而短，圆鼻头，上唇长而薄，额部隆起，耳朵较小，面颊丰满，下颌尖圆。

　　郭大顺认为，女神像是高度写实的，应该是被神化的祖先偶像。女神像“是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使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了用黄土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苏秉琦高度评价说：“女神像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2001年，敖汉旗草帽山遗址出土了一件石雕人像，头戴冠，双目微闭，逼真而神化。

　　“它是被祭祀的对象，也是首次正式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戴冠石雕人像。反映了红山先民高超的石像雕刻水平，是史前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也是红山先民祖先崇拜的最好实证。”田彦国说。

　　敖汉史前文化博物馆珍藏的“中华祖神”，通高55厘米，上身挺直，盘腿坐姿，右手搭握于左手腕部，体态端正，神态肃穆，头戴冠帽，双眼圆睁，嘴巴圆张，显然是在发号施令又或者在吟诵着什么。

　　“这是王巫的形象。遗址里有为陶人专门建造的房间，说明他身份尊贵；而且陶人戴冠并有帽正，这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田彦国说。

　　“中华祖神”像的现世颇有番周折。它原本隐身于大地，却被深耕细作的犁头化解成了碎片。据田彦国介绍，2012年5月，馆里在对兴隆沟遗址进行田野测绘时，捡到了一块陶片，“我们断定这绝不是普通陶罐上的残片。”后来四下兴隆沟，捡拾陶片修复而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曾由衷发出感慨：“也就是你们有着几十年田野考古经验的敖汉旗考古人，才能把它保留下来。”

　　郭大顺先生在得知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了一件陶人时，认为这件人物塑像是神还是巫，需要再研究。“这是红山文化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而且涉及到整个上古史，非常重要。”

　　所有文物，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明信息，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烙印，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生原”和“生命气脉”。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局长、研究员曹建恩在参加2022年度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时勉励从业者说：“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