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孕育文明。

　　长江孕育了良渚文化，黄河孕育了仰韶文化，西辽河孕育了红山文化，它们同处于新石器时代，都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

　　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分布区，缠绕着辽河的支流老哈河、西拉沐沦河和大小凌河，发达的辽河水系遍布红山文化遗址周围。

　　山川秀美，人杰地灵。

　　这一时期，红山地区气候宜人，温暖的就像今天的江南。

　　充满智慧的红山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文明的火花在这里恣意碰撞。

　　1982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个大熔炉”的重要思想。认为当不同地域的文明进入这个熔炉后，便携带着各自的文化特色，不断扬弃创新，形成了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会长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时期，正是各区域史前文化个性充分发展并频繁交汇的时期。

　　且看！彼时的红山古国迸发文明曙光，文化面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辽河沿岸，各种文化系统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相反馈，中华文明之光已照亮东方，闪耀世界！

　　以玉为媒  传布四海

　　好的事物自带传播属性，红山美玉也不例外。

　　一枚勾云形玉佩，经过原始砣机的打磨横空出世，凝练着无与伦比的艺术特征和文化气息，它奇异而抽象的造型和纹饰、鬼斧神工的雕刻技艺令今人叹为观止。

　　对于勾云形玉器的造型，一直以来学界众说纷纭，但学者们大多认为勾云形玉器是鸟兽造型，或者说是某种动物的抽象化载体。学者马海玉认为，勾云形玉器经历了由具象化到抽象化、由繁到简、由多样到统一的演变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了红山文化兼收并蓄的文化形态特征。

　　“红山玉器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玉器文化的辉煌和文明初始时代制玉技术的成熟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进步。”赤峰博物馆副馆长贾秀梅介绍道。

　　玉器在古代社会中既是物质财富也是精神财富，玉所特有的美丽光泽和温润内质使它成为一种超自然物品而被赋予人文之美，古人对玉倾注了大量的才智和热情。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朝云提到，从红山文化与安徽凌家滩玉器的比较来看，两个遗址一处位于中国的北部内蒙古，一处位于安徽境内，相距遥远，但二者的存续时间在长时段内是同时的，由于人类发展阶段及进程的规律性和相似性，使两处遗址的出土玉器有同有异。

　　因为对玉不谋而合的崇拜与追求，让玉石的传播也成为了可能，“玉石之路”应运而生。

　　“玉石之路”一般指红山文化和环太平洋地带的联系。在1987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美洲印第安人源于亚洲》一文中提到，中国在辽西发现的五千年前的古代文物与古代印第安文物相似，而中国的东北地区，正是古代亚洲人前往美洲的必经之地。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玉器研讨会上，学者们介绍了贝加尔湖地区史前文化的玉器，认为包括红山文化玉器在内的中国东北玉器的部分玉料可能来源于贝加尔湖地区。

　　红山文化玉器元素在东南沿海地区也有发现，如山东大汶口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及相邻文化中常有红山文化式玉璧和多联璧出现。我国的华南地区，乃至海外的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地都有玉玦反复出现，形成了一个“玦文化圈”，这也说明玉玦的起源是一元的。

　　众多考古发掘揭示，很多史前文化中都有丰富的玉器出土，且各有其代表性器物，也有相似之处。

　　2004年，第三届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台南艺术大学的黄翠梅、叶贵玉提交了一篇题为《从玉石到玉器——环太平洋地区玉文化之起源与传布》的文章，其中提出环太平洋有三大玉文化圈，即东亚、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岛屿。这三大玉文化圈以东亚玉文化圈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其它两个玉文化圈可能是受到东亚玉文化圈的影响而形成。而在东亚玉文化圈中又以西辽河流域的查海——兴隆洼和有关文化时间最早，红山文化最为兴盛，对周边地区影响最大。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以玉为媒”，为人类发展历程作出了很大贡献。

　　陶纹共赏  文化认同

　　如果文物会说话，那么第一篇报道中提到过的出土于阿鲁科尔沁旗的彩陶罐，一定是最会讲故事的那一个。

　　“这件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中亚大陆的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等三种图案，是欧亚大陆汇合点迸发出的火花，这意味着五六千年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早在1993年，苏秉琦先生就帮助这件文物作了“自我介绍”。

　　在这件陶器身上，汇聚了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沿着纹路仔细端详，似乎能够看到一条庞大的文化交流线。

　　红山文化与南部的仰韶文化、东南部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东北亚的朝鲜和日本均有文化交流发生，老一辈考古学家多有论及。裴文中先生认为“彩陶文化由南方（黄河流域）传布至长城附近，与细石器文化相遇，二者混合，而成一种新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由红山文化彩陶中的菱形纹、旋纹、绞索纹这三个元素分析，可知红山文化与其它新石器文化有明确交流。交流是互动的，从具有特色的变形旋纹可以看出，红山文化彩陶元素可能有过输出。

　　关于红山文化南下与仰韶文化北上所产生的文化碰撞和交融，郭大顺先生也作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距今五千年前后是史前文化交汇频繁时期，早在红山文化发现之初就已经注意到红山文化具有长城南北两种特性，如具有北方地区、主要是东北地区古文化特点的之字纹夹砂筒形罐与仰韶文化特征的泥质红陶和彩陶并存，代表渔猎和游牧经济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和代表农耕经济的磨制石器并存。

　　史前彩陶分布地域广阔，在更广阔的地区，同样出现了红山文化彩陶纹饰的身影。

　　出土于俄罗斯远东地区黑龙江流域的彩陶，透视出红山文化不同时期的彩陶纹饰；出土于中美洲最南部国家巴拿马的彩陶高足盘，它的面部图案能在红山岩画和良渚玉器相关纹饰中找到答案；美洲印第安人遗存的彩陶碗和彩陶罐上的斜线锯齿纹与红山文化区出土的斜线锯齿纹很相似。

　　可以想象，有一批懂得制陶技艺的先民，迎着东方升起的太阳，经过海峡与河流，到达世界的多个角落，形成了新的陶文化圈。

　　郭大顺先生就曾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彩陶之路”时间较早，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前身。

　　从不断出土的红山陶器中能够推断，红山彩陶纹饰一直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吐故纳新。这也反映出红山文化是一个包容开放、充满活力的考古学文化。

　　中国粮食  惠及世界

　　小米，也称之为粟，是红山先民最早种植的农作物之一。

　　当今天生活在红山文化发源地的赤峰人端起一碗金黄的小米粥，夹起一块酥脆的小米锅巴时，总会不禁自豪地说道，“瞧，我们的小米有8000年种植历史呢！”

　　在敖汉旗史前博物馆，我们看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小米的身影。同样，在赤峰学院博物馆内，几粒黑色的碳化小米在显微镜下静静等待着参观者的到来。

　　在翁牛特旗博物馆，红山文化时期种植小米的工具随处可见：打磨精细的石斧、桂叶形双孔石刀、三角形平底的石簇，还有大量的石耜和磨盘磨棒……赵宾福在《东北石器时代考古》一书中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规模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出土的石质工具就能看出这一趋势，它们都是红山先民大量从事农业种植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明。

　　西辽河流域悠久的小米种植历史和广泛的种植面积，为小米种植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系吉尔德·金博士就探讨过以小米西传为代表的中西粮食作物交流等问题。

　　“距今4000年前后，粟、黍种植传播至东北亚、中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根据考古发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韩国、哈萨克斯坦、泰国均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后的粟、黍遗存。距今2000年前后，随着跨大陆文化互动关系的增强，粟、黍己经在今俄罗斯远东地区和韩国普遍种植，并传播到今欧洲中部的德国、匈牙利地区及东南亚的马来半岛。”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孙永刚详细介绍了小米和大黄米（黍）的传播历史。

　　孙永刚认为，中国农作物栽培与传播丰富了世界餐桌，影响了世界其它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为这些地区文明进程作出了贡献。

　　为何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能够迅猛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探讨》中说到三个重要因素：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受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先进农业技术被带到辽西地区；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红山先民寻求更稳定、更高产的经济活动方式；红山先民所处的时代正值气候大暖期，适合原始农业的发展。

　　在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东北部平缓台地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量的鱼骨，以及少量的大型淡水蚌类动物骨骼。

　　从这些遗存中可以得知，红山文化历经千余年，经济类型也体现了承前启后、交流互鉴的样貌。早期渔猎所占比重略大，中期农业开始发展，晚期形成农业与渔猎并重，从而形成渔、猎、农并行的多种生业模式。

　　以历史遗存为媒介，穿越历史的长廊，我们似乎可以窥见红山先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人神观念、文化艺术、雕塑技艺，无不闪烁着文明互鉴之光。

　　红山文化凝聚起的共同文化心理，让各区域文化向一起汇聚，共同造就了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最初的“文化认同”，奠定了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稳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