簋，我国古代国之重器，西周早期的典范之作，相当于今天的碗，是流行于商周时期的盛饭工具，用来盛黍稷稻粱的器皿。

　　在通辽市博物馆，就藏有一件罕见的青铜簋。这件青铜簋是通辽地区发现的较有价值的青铜器，它的身上，隐藏着我国自古以来的仁礼孝等传统文化以及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初次碰撞、交流的印记。

　　夏商周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中原是青铜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分布地区。北方草原虽然地处偏远，但屡有青铜器出土，因而也是青铜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北方草原及邻近地区所见的青铜器，以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年代最早。

　　朱开沟遗址发掘展现的青铜器，清晰地表明了中原青铜器与北方草原青铜器的渊源关系。

　　考古研究表明，朱开沟遗址的青铜器承袭了中原青铜器的文化因素，并融入北方草原的文化风格，且又有所创造，使得北方草原青铜器为中原商周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多元一体的中华青铜文化更加辉煌。

　　进入新石器后期和青铜时期以后，随着北方草原地区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草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方式逐渐由原始农业、渔猎定居转向游牧。北方草原地区的部族有的南下，到相对温暖的地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有的随着季节变化在草原上开始游牧生产生活，游牧民族正式踏上了历史舞台。

　　1975年夏，哲里木盟（现通辽市）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公社牧民在霍林河畔游牧时发现了8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是一个窖藏，由于水土流失而暴露于地表。随后，8件青铜器被交送至哲里木盟博物馆（现通辽市博物馆），青铜簋为其中的一件。

　　青铜簋，通长36.7厘米，通宽19.6厘米，通高13厘米，口径19.6厘米，底径19.5厘米，重3.834千克；敛口子母唇、鼓腹、圈足、双耳，耳作兽首形，腹上部饰八组窃曲纹、下部饰五道瓦纹，圈足饰回纹，其上浮雕3个饕餮面；簋内底有铭文三行，为“邢姜太宰它铸其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17字。

　　根据青铜簋铭文所记，可知是“邢侯夫人姜氏太宰”之遗物，无疑应为邢国器。西周邢国是周公第四子姬苴（邢靖渊）的封国，为商代邢国旧地，地在今河北邢台市。

　　根据《春秋左传》记载，从公元前659年邢国南逃夷仪之后，邢国在夷仪维持了24年，直至公元前635年春被卫国所灭，这就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记的“卫侯燬灭邢”。卫灭邢后，其势力曾一度北逐邢地，甚至到达了位于河北中部的石家庄地区元氏。从《元和姓纂》所记“卫大夫咺食邑于元”，其后以元为姓，咺称元咺，而元称元氏，为卫灭邢后卫国势力到达过这一地区提供了旁证。

　　石家庄南部地区本是北狄南入邢地之后的腹地，卫国势力深入于此，引起了北狄的惊恐逃离。

　　北狄沿太行山东麓向北，经今曲阳县北谷道，即今红姑沟逃入蔚县境内。其中一部分北狄与原住在古代水，即今壶流河流域的同种同姓代戎融合；另一部分继续向北远逃，一直到了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古鲜卑山一带，其后又与越过燕山向北逃到鲜卑山一带的同种同姓山戎人聚居，这就是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服虔所说的“山戎、北狄、盖即鲜卑”。

　　春秋时期，簋沿袭西周晚期形制，没有根本变化。春秋中晚期，簋这种食器不甚流行，但是，在传统的礼器体制中尚有所发现，形制有较大变化，簋的铜胎变薄，花纹细碎，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战国以后，簋极少见到。

　　两宋时期，制瓷工艺的发展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态势，以瓷取代铜制簋成了皇家沿袭古代礼仪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至此，青铜簋彻底淡出了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