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江

　　《武经总要》是宋仁宗赵祯时期由官方编纂的第一部兵书。当时距宋朝立国已有60多年。宋仁宗为防止武备松懈，大力提倡文武官员研究历代军旅之政及讨伐之事，下令天章阁待制曾公亮、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等，组织人力编纂了这部内容广泛的军事教科书。曾公亮等用了5年的时间编成《武经总要》，仁宗皇帝亲自核定后，为书写了序言。该书内容上包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两大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每集20卷。前集20卷详细反映了宋代军事制度，包括选将用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城池攻防、火攻水战、武器装备等，特别是在营阵、兵器、器械部分，每件都配有详细插图，这些精致的图像使得当时各种兵器装备具体形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极其宝贵的资料。后集20卷辑录有历代用兵故事，保存了不少古代战例资料，分析品评了历代战役战例和用兵得失。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北宋开国皇帝，即宋太祖。赵匡胤靠掌握禁军起家，以兵变方式夺得政权，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他当了皇帝以后，一方面想方设法陆续解除了一些老部下带兵的军权，另一方面加紧朝廷对禁军的直接控制，抑制和改变了唐以来地方藩镇割据的局面。同时加强了国家对武器制造业的集中管理。北宋王朝在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建立了大规模的南、北兵器生产作坊，又建立了弓弩院，专门生产各类刀枪甲具和远射兵器。南、北两作坊设在汴梁的兴国坊，主要制造各种铠甲、刀、枪等兵器以及兵幕、甲袋等装备；弓弩院专门负责远射兵器的生产，制造各种强弓劲弩和各类箭支。在南、北作坊以下，还有更细密的分工，分为51“作”，每一作负责制造一类产品，两作坊的工匠多达七、八千人。赵匡胤亲自督查武器的生产情况，每隔10天检查一次各种兵器的质量，使得北宋初的军械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武经总要》就是在军队的高度统一领导和军备生产集中管理的基础上诞生的，是北宋前期一部集当时及古代兵器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式兵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  古文精品

　　□李喜庆

　　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本，虽只有其中的第一部分《唐大家韩文公文钞》16卷12册，但它却是一个里程碑的标志，承载着“唐宋八大家”之名确立的重要记忆。全书总序保存完整，书中的《韩文公文钞引》也保存完好。《总序》题款为“万历己卯仲春归安鹿门茅坤撰”“侄茅一桂校刊”。印书纸张采用白棉纸，这种纸张与明代印书使用量较大的竹纸比较，造价更高，更耐保存。书籍的《总叙》《文旨》及各卷《引文》部分采用楷书，目录及正文用的则是宋体字。翻看书页，每页9列，每列19个大字，正文里面经常出现竖排小字，这是编者茅坤的批注，字里行间不时出现长串水滴状墨点，这是茅坤做的标记，是他认为值得借鉴的佳句。

　　茅坤，字顺甫，号鹿门，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历任青阳、丹徒两县知县，因政绩卓著，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擢升为礼部和吏部官员，后受牵连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被降职。后来，两广总督应槚请旨调茅坤至广西参与征剿军务。嘉靖末年，浙江总督胡宗宪聘请茅坤为幕僚，共商抗倭事宜。因家人横行乡里，茅坤被削籍归家，专事著述。

　　为了教育家族中的子弟，明万历七年（1579年）仲春，茅坤选辑《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刊行，茅坤撰写总序和论例，侄茅一桂负责校勘，史称“茅一桂本”。

　　《唐宋八大家文钞》选录韩愈文16卷、柳宗元文12卷、欧阳修文12卷、王安石文16卷、曾巩文10卷、苏洵文10卷、苏轼文28卷、苏辙文20卷，并加评论，旨在以八家之文为文章规范，宣扬唐宋派的文学观点。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有《总序》《论例》，各家文章前有小引和本传，题“归安鹿门茅坤批评”。茅坤第一次用“唐宋八大家”名称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史料记载，明刻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刊刻于杭州，当时备受追捧，一书难求，以至一版再版，甚至出现和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相近的版本。明崇祯元年（1628年），在山东学政方应祥主持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得以再版，后人称其为“方应祥刻本”，全书共166卷。明崇祯四年（1631年），茅坤之孙茅著重新修订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并主持了另一个新版本的刊刻，即“茅著刻本”。此刻本奠定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唐宋古文选本中的经典地位。

　　到了清代，“茅著本”被不断翻刻，先后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十五年，云林大盛堂刻本以及清中后期出现的安徽聚文堂刻本。与此同时，从清初开始，还出现了《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各种批点本。从较早的祁班孙批点本，到康雍年间卢文弨过录、卢元昌批校本，再到丁丙跋本以及邵章录、方苞评点本，不断有不同的批校翻刻本出现，显示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后世的影响。直至今天，《唐宋八大家文钞》里的作品仍然是公认的中国古文中的精品。

　　《广舆图》  考图观史

　　□胡胜盼

　　我国是绘制地图和应用地图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经广泛应用到军事、政治、经济、建筑等各个方面。秦汉以来，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形成，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全国地图的绘制，并以规模庞大著称于世。

　　《广舆图》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系明代罗洪先以元代朱思本《舆地图》为基础，收集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明代《大明一统图志》，许沦的《九边小图》，杨虞坡、徐斌的《水图》等14 种资料作参考，汇集增补并改编绘就的地图集。

　　《广舆图》卷首钤有明末南明兵部尚书“马世英”的印款；卷末题有著名金石古籍收藏鉴赏家罗振玉的亲笔墨书跋语。《广舆图》第一册30双开，第二册27双开，第三册30双开，第四册17双开（残）。每开图心高34.2厘米，宽33.4厘米。全图以图志形式分为正图和副图。明代嘉靖20年（1541年）前后，罗洪先继承元人朱思本《舆地图》“积十余寒暑”而成。全图共2卷，计有地图45幅，附图68幅。《广舆图》绘画工整，刻镌精细，并第一次采用了24种地图符号，对增强地图的科学性和丰富地图内容有着重要作用，故前后翻刻6次，已佚之《舆地图》因此得以保存部分内容于其中，并因其精确易得，故成明、清以来诸多传统舆图编绘时所据之底本。图册中共有舆地总图1幅，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16幅，九边图11幅，诸边图5幅，黄河图3幅，潜河图2幅，海运图2幅，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图4幅。分图分别有北直隶舆图、南直隶舆图、山西舆图、陕西舆图、河南舆图、浙江舆图、江西舆图、湖广舆图、四川舆图、福建舆图、广东舆图、广西舆图、云南舆图、贵州舆图、辽宋边图、蓟州边图、内三关边图、宣府边图、大同外三关边图、宁夏固兰边图、甘肃山丹边图、洮河边图等，配文字说明该地区的军事、行署、盐政及其他纪事。《广舆图》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概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罗洪先（1504年——1567年），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幼年好学，嘉靖八年（1529年）举进士第一，后官至翰林院修撰。后因上疏言朝事遭除名，归乡里。他天文地理、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阴阳算数，无不精究。罗洪先在考订朱思本的《舆地图》时发现有一些阙略，认为图幅太大不便使用，遂用“计里画方”法改编成许多小幅地图，舆地总图每方500里，分省图每方百里，其他图画方不等。《广舆图》绘制极为精细，首次使用了“图例”符号。由于内容丰富， 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 所以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被不断补充翻刻，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传，成为一些书籍、地图集中插图的“模板”。

　　《广舆图》被一张方格网均匀分割开来，像是现代的经纬线，与现代地图的面貌相去无几。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刻本地图中最好而又最完善的一种，为中国保存了直接而又珍贵的资料。

　　《开成石经》  拨云见月

　　□郑学富

　　《孟子》中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引发众多网友热议。西安碑林博物馆镇馆之宝《开成石经》清晰地镌刻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开成石经》刻于唐朝，而《孟子》一篇是清康熙朝时补刻上去的。这说明在明清之际应该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唐朝建立之初就大兴科举之风。由于当时印刷技术所限，与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大多靠传抄方式记录，这样很容易造成笔误。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五月，文宗任命精通儒学且行事正直的郑覃为御史大夫，同年十二月诏令他主持镌刻石经。郑覃奉旨组织艾居晦、陈玠等20多名文人官员参与书写及校定工作，历时7年，于开成二年（837年）大功告成，故命名为《开成石经》。《开成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论语》《孝经》《尔雅》十二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由114块青石组成，均为竖方形，每石均高216厘米，宽83厘米至99厘米不等，厚20厘米，文刻两面，共228面，字列8层，总计650252字。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它们比肩连接，绵延百米，两端有石柱夹护。刻好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成为唐代科举考试必备教材。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移入府学北墉（今碑林）。

　　唐朝刻立《开成石经》时，《孟子》尚未列入“经书”范畴，故未收录。五代后蜀首次将《孟子》列入儒家的核心经典，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之中，最终奠定了《孟子》儒家经典的地位。清初陕西巡抚贾汉复重视教育，多处修办书院，培育人才。他看到《开成石经》没有《孟子》，认为这样一部经典不列入其中实属遗憾。康熙三年（1664年），他组织人员集《开成石经》字样，补刻《孟子》7篇，计17石，36500字，并入《开成石经》，共称“十三经”。至此，《开成石经》囊括了儒学的基本经典。《开成石经》前十二经整体体现了唐代楷书的特点，补刻《孟子》时，虽然刻者搜集唐《开成石经》字样进行描摹，但是多少还是体现了清代字形的书写风格。

　　《开成石经》不仅在碑刻史和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是中国古代保存最早、最完好的儒家刻经，堪称中华文化的原典，为后人研究儒家典籍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版本，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国之重宝。1961年，以《开成石经》为主要收藏内容的西安碑林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石刻名录中位列第一。

　　《梅勿庵历算全书》独有千秋

　　□何砺砻  冯丽丽

　　在我国悠久的数学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家族，即明末清初之梅氏家族。该家族祖孙四代人，涌现出10多位数学家，以卓越的成就推动了我国数学发展。这不仅在我国数学史上独此一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亦不多见。出自该家族的梅文鼎曾被誉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被世界科技史界誉为与英国牛顿、日本关孝和齐名的“三大世界科学巨擘”，为我国的天文学、数学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梅文鼎（1633年——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今宣州）人，终身以布衣研究历算，将自西方传入的天文学、数学同传统历算知识结合，并作初步阐述。生平著述80余种，几乎涉及当时西方数学各个分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李光地以其《历算疑问》进呈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召见梅氏，并书“积学参微”四字赏赐，后诏修《乐律》《历算书》及《律吕正义》，书成复命校勘。《四库全书总目》中对梅氏评价甚高，其云：“文鼎以草野书生，乃能覃思切究，洞悉源流。其所论著，皆足以通中西之旨，而折今古之中，自郭守敬以来罕见其比。”

　　梅文鼎一生辛勤笔耕，著作甚丰，在中国历史上，历算学著述之多以他为第一人。经梅氏手订的《勿庵历算书目》中共收其天文历法著作62种、数学著作26种。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施彦恪撰写《征刻<梅氏历算全书>启》一书，筹划出版梅文鼎历算著作全集，后因资金不足未果。梅文鼎去世后，经魏荔彤等人多方努力，终于在雍正元年（1723年）刊印了《兼济堂纂刻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虽名为“全书”，但实际上只收录了梅文鼎部分著作，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兼济堂纂刻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29种74卷，梅文鼎撰。该书最早版本为雍正元年兼济堂刻本，此后至少经历3次修版。第一次为乾隆年间，据乾隆十四年梅汝培跋文记述，魏荔彤晚年北上回原籍柏乡，寓居苏州时将《梅氏历算全书》的版片卖给梅文鼎远支侄孙梅竹峰。梅竹峰去世后，其子梅汝培请刻工补缀旧版，使之复还旧观，这时距书版雕成不过20余年，虽“间有漫漶”，但仍保存较完好。第二次修版为咸丰年间，据咸丰九年递修本前梅体萱序称，其于书肆中重新购得魏氏版片并再次修补。第三次修版为光绪十一年敦怀书屋所修，虽未见相关记载，但将光绪十一年敦怀书屋本与雍正元年兼济堂本、乾隆十四年梅汝培递修本、咸丰九年梅体萱递修本进行比对后发现明显之承接关系，应为同一版片递修本。

　　《兼济堂纂刻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见证了一部书从雍正到乾隆、咸丰、光绪朝几经递修之历史，具有重要版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