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有载：“子曰:‘有教无类。’”孔子意识到他的弟子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和背景，有时差别很大，甚至有着不同民族的差异，便有了“有教无类”的名言，其中“类”却一度被简单地解释为身份、背景。经过考古学家的发掘，我们发现从殷商时期中国就是一个多文化且复杂的多民族传统社会。

　　苏秉琦先生所著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提示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已经分布着许多不同的文化。然而，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苏秉琦先生将中国文明起源比喻成满天星斗，这些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文化不断发展融合交流，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苏秉琦（1909-1997），河北高阳人，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指导者、奠基人、考古教育主要创办者之一。

　　苏秉琦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泰斗之一，其主要学术贡献集中在三本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其中《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专著，是他在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起源过程中的回顾与心得，也是集一生学术研究之大成的书，还是一本写给对考古学感兴趣的知识大众的通俗读物。书中包含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如中国六大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和“发展模式三类型”等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理论。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出版于1997年，多年来一直是每一个考古人的必读书籍，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区系类型理论）也早已深入人心。它对于今天的考古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性意义，其中的具体观点也被新发现、新研究反复证明。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学科重大课题。

　　20多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确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空间广度和文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模式、道路与特点有了整体性、深层次的理解，它证实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在理论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破除了西方学界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束缚，依据中国考古资料，兼顾其他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经2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却也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成果。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都指向一个结论：中华文明多源起源，又各具特色，是多元一体的。

　　中华文明的探索如何继续下去？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后，国家文物局从2017年开始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点关注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

　　未来还有许多答案等待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