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段长城亘贯于中国北部疆域，成为外联俄罗斯、蒙古国，内通中原地区的互通区域。

　　长城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多方考证辽长城

　　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有一道古代边墙（也称边壕），东端起点在大兴安岭西麓的呼伦贝尔市，向西延伸进入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和蒙古国东方省、肯特省，大部分地段绵延于克鲁伦河北岸一带，沿线分布有小型戍堡，总长度达1400余里，边壕由壕墙（在内）、壕堑（在外）组成，均系土筑，因常年风雨剥蚀，横断面呈三角形，沿线修有戍堡。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最早调查记录这条边壕的是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他于1864年调查了这道边墙后，称它为“成吉思汗”边墙。之后，屠寄受清政府委托绘制《黑龙江舆图》，并附图称这道边墙为“金源边堡”。张家璠在《呼伦贝尔志略》中称这条边墙为“兀术长城”。

　　《呼伦贝尔草原考古研究的新收获》中写道，1975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和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对呼伦贝尔草原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当时呼伦贝尔盟归黑龙江省管辖），普查结论称，“为防黑车子室韦 (中国古代北方部落名)的侵扰，因此修此边墙防御之，所以这道边墙可以初步断为辽代边墙。”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永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实地探测并结合文献记载写出了《岭北长城考》，近年来又数次到满洲里浏览了一段边墙，认为这段亘贯北疆纵横千里的边墙应为辽代所修。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组总领队张文平认为，由于《辽史》中无修长城的记载，所以这一道长城一直有辽长城、金界壕之争议，近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多倾向于其为辽长城，大约修建于辽圣宗至兴宗年间，主要用于防御乌古敌烈部。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国号为“契丹”，定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契丹辽朝是与梁、唐、晋、汉、周及北宋、西夏同时存在的政权，其与高丽、北宋、西夏等是邻国，国家之间时战时和，导致其边境线不断变化。

　　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朝盛时，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源于今蒙古国肯特山脉,向东流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呼伦湖。

　　为了保障边防安全，辽朝在自己的疆域中设立了5个机构：即上京临潢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以五京作为各区域的统治中心，以此加强对各部族的管制。

　　在边境设置机构的同时，辽朝在地理位置冲要的地方修筑了边墙即长城。

　　一线联通中俄蒙

　　辽长城采取外侧挖壕、内侧筑墙的方式构筑，沿线分布有小型戍堡，其中呼伦贝尔市境内长约200公里。除了修筑边墙外，为了加强对北方各民族的统治，还在边墙之内修筑了一系列边防城。

　　在今呼伦贝尔草原伊敏河两岸发现了3座辽代古城，其中两座分布在新巴尔虎左旗境内，另一座位于伊敏河东岸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3座古城周长均约4华里左右，有瓮城马面，其中以新巴尔虎左旗境内一座保存最好，城内散布着丰富的辽代文物。

　　2018年，陈巴尔虎旗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野外施工时发掘出长颈陶壶、敞口陶罐、青铜马鞍前桥饰片等文物，从现场出土的遗物判断为辽早期遗址。据考证，敞口陶罐和长颈陶壶为手制陶器，硬度脆弱，不见大器，难以长途运输，可能为本土就近取材制作。长颈陶壶底足有阳文符号，类似于“五”字，为典型契丹器型。从采集地点和器物时代特征判断，此三物应是辽长城内外墓葬遗物。

　　据《大金国志》记载，当时呼伦贝尔俱轮泊(今呼伦湖)“四面皆室韦”“南契丹，北室韦”。契丹人因屯垦定居而生产力发达，善制作陶器、铁器、金属器、珠饰，与周边游牧民族进行贸易。

　　辽长城沿线的戍堡与辽朝在边疆地区建立所谓“边防城”彼此呼应，成为进一步防御北部敌烈、室韦诸部族的坚固堡垒，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军事防御，朝廷派军队驻扎，并以屯田的方式自养戍边，城内住着许多居民，设有贸易场所等。

　　戍堡与边防城的建立，给草原地区的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使其逐步走向文明，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起到了调和、缓解民族冲突和碰撞的作用，并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今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就是原赤塔州，隔黑龙江与漠河相望。辽代边壕东起中国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上库力乡，向西行经拉布大林镇沿根河南岸到达额尔古纳河，然后折向南，沿额尔古纳河东岸再向西南，经八大关行至陈巴尔虎旗红山嘴后，越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俄罗斯赤塔州境内。

　　辽代边壕在蒙古高原东北部，横跨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从俄罗斯赤塔州境内，继续沿额尔古纳河北岸西南行后离开河岸，在满洲里国门西再进入中国，继续西行进入蒙古国境内，在克鲁伦河以北和乌勒吉河以南地带向西南延伸，最后终止于乌勒吉河源的沼泽地中。据考证，辽代边壕在俄罗斯境内长度约109千米，蒙古国境内长度约416千米，总长度约738千米。

　　辽代边壕内侧沿长城建立了50多座城(戍)堡，其中1-34号戍堡在蒙古国境内，40-46号戍堡在俄罗斯境内。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中国同西方世界联系的最早通道，由于辽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创造了丰富的产品，为贸易交换提供了可能。辽朝积极奉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又为贸易交流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而辽代长城的修筑又保障了辽上京至蒙古腹地与西域乃至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交流融合促繁荣

　　据《辽史》记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以食，车马为家。”这是宋辽时期对长城南北农牧分界的形象描述。

　　辽政权建立后，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政策，推动了蒙古高原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

　　在因俗而治的政策下，农耕经济被引进到北方草原，农牧并重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此外，辽代还吸收了渤海国、五代、西夏及西域各部族的先进文明，有效地促进了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繁荣发展。

　　为了防备渤海国同唐王朝及其后的五代梁、唐、晋、汉、周联络，修筑长城以切断水路通向中原的通道。

　　据《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公元908年）冬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并在长城上设置关门，称为“镇东关”。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海道是中原与辽东联系的重要海上通道，镇东海口的长城就修筑于辽东半岛的南端，扼守今大连半岛的要冲。 

　　到公元925年，“镇东海口”长城成为辽国同中原海上贸易的关口，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海关”的性质。

　　在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赤峰和辽宁朝阳地区，已发掘的契丹贵族墓中，有大量的瓷器和丝绸出土，这些瓷器和丝绸由于陆路的阻隔，只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南方运到大连地区，再从大连地区上路，从陆路运往契丹的内地。赤峰在契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辽中京和辽上京的建设和发展，使赤峰成为当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

　　在长城两侧，分别以农耕、游牧为生产模式的群体彼此分隔，逐渐形成了双方对长城的不同认知，即长城观念。为了防御北方游牧势力而修筑的长城，其目的渐渐地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成为保护农耕地区，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修筑。在中原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融合中,为后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翁独健曾说：“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这乃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郭成）

　　（本版图片均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