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43°25′55.00″，东经120°46′45.3″，西拉木伦河流淌到这里，与迎面而来的老哈河深深相拥，手挽手向东而去。

　　静水深流，润泽苍生。汇流而成的西辽河从历史深处走来，穿沙辟石百折不回，舒缓中时见激越，轻灵中饱含凝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

　　农之伊始  礼之肇端

　　驱车沿111国道从通辽市区出发，一路上是大片大片的玉米田，遍野金黄，收割机、运粮车在田间地垄来回穿行。

　　一座充满历史真实感与沧桑感的建筑由远而近矗立眼前——那是内蒙古哈民考古遗址公园。

　　哈民遗址距今5500年至5000年，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纬43°以北地区，首次大面积发掘的保存最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

　　“这是‘中华史前第一美陶猪’。”哈民遗址服务中心主任董哲指着展柜中一只身体蜷曲、造型生动、黑褐色的陶猪说，“它的肚子里装着碳化了的粟黍。”

　　植物考古专家、赤峰学院副院长孙永刚曾于2012年至2013年，对哈民遗址进行了采样、浮选和种属鉴定工作，共出土黍、粟和大麻3种农作物种子合计638粒。

　　浮选法为探讨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兴隆沟第一地点浮选出土的8000年前的碳化粟和黍（小米和黄米），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的谷物，从而进一步推断西辽河上游地区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孙永刚说。

　　“故人具鸡黍”“春种一粒粟”，虽然在现代人的餐桌中，黍已经十分稀罕，粟也没有像小麦、水稻、玉米那样成为人们的主粮，但是在古代典籍和诗歌里，它们出场频率极高，在中国传统农业的“五谷”里，更是妥妥的“大哥”地位。

　　著名文化学者许嘉璐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几个根基点，基本上都立足于原始农业社会对人的要求，对人的品德的要求。”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炊烟袅袅、一餐一饮中，“天人合一”“和谐与共”“福祸相依”“遇变不惊”“和睦相处”“艰苦奋斗”等由原始农业孕育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开始镌刻在基因和血脉里。

　　西辽河流域大约在8000年前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原始旱作农业的发生，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志。

　　如今的西辽河流域仍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今年，哈民遗址周边的玉米喜获丰收。“玉米灌浆期的水肥管理对于最后的高产丰收至关重要。现在运用的是无膜浅埋滴灌技术，与普通漫灌相比，能节水70%左右。”科左中旗水务局副局长杨昭武说。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感恩大自然的馈赠，在西辽河畔，古今攸同。

　　生活在西辽河畔史前先民，安静凝望那日升月落、风雨雷电的万象，冥思苦索那山川相缪、草木枯荣的变化，努力生长，创造了兴隆洼、赵宝沟、红山以及小河沿等近万年来传承有序的史前文化，与山河辉映。

　　把视野放大，会发现，“中国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西辽河文明始终贯穿其中。”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西辽河文明研究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张铁男说。

　　那是距今5800年至5200年间，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高山、台地、祭坛。熊熊篝火与点点星光相映，红山王巫缓缓前行，登得越高，越靠近苍穹。他手中的玉龙，在暗夜里闪耀着灵动。

　　唯有王巫可以沟通天地。“得天地之精”的玉石等稀缺资源、天文历法等神秘知识、丧葬祈福等祭祀礼仪，一概掌握在王巫手中。

　　此时，中华大地“古国”纷纷涌现，“满天星斗”竞相闪耀，古国间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

　　“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都是交流的内容。” “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已经出现，费孝通论述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在《考古学证实五千年文明史》中说。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国祥认为，哈民遗址是仅次于牛河梁遗址的埋葬与祭祀中心，哈民陶猪“跟龙的图腾的崇拜有密切关系，为了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

　　龙，中国人之间最亲切的身份认同，最早便腾起于西辽河文明。

　　从兴隆洼文化时期躯体用石块和陶片摆放的猪首龙，到赵宝沟文化时期尊形器上刻画的、颇有宏大气魄的“猪首灵”形象，再到红山文化时期的C形玉龙、玉猪龙……

　　龙文化在辽西地区具有连贯的发展脉络。西辽河流域的史前先民们人为地规范了龙的构形理念，并传承后世。这样由几种动物复合而成的形态也与中华多民族的大融合交相呼应。

　　苏秉琦先生谈构成民族特性的传统精神时讲到：“玉代表了一种崇尚高洁、坚贞、温良的美德，体现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

　　8000多年前兴隆洼文化以软玉为主体的玉器横空出世，代表了中国真玉文化发祥的肇端。红山文化时期将审美价值、思维观念等注入玉器之中，并赋予了玉器规范、礼制等浓厚的人文思想观念，开启了中国祭祀类玉礼器的先河。

　　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贵”再到“以玉为礼”，西辽河文明史前时期完整体现了这一过程，为“以玉比德”奠定了基础。

　　交流持续。龙的构形理念、玉的礼制规范等西辽河地区最先进的文化精粹不断在各“国”间传播、交流、互动。

　　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

　　在尧都平阳（即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斝、鬲、彩绘龙纹盘，以及彩绘、朱绘黑皮陶器都包含了红山文化因素。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郭大顺先生指着红山文化南下和仰韶文化北上的交汇示意图说：“红山文化在强势时向无阻隔的东北邻区推进少，而以越燕山南下为重点，这是红山先人的历史使命感所为。”

　　西辽河文明不断向中原汇聚。

　　距今约4000年至3500年期间，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夏家店下层文化。从中原地区吸收了青铜铸造技术、流行在丘陵地带以石块修建山城，墓葬反映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西辽河进入方国文明社会，加入中华大地“万邦林立”的政治景观。

　　风云际会  合而为一

　　鼓点云锣。皓首白须的老将黄忠手握金刀，银须飘摇，跨上战马，将一把宝刀舞得密不透风。

　　这是一曲定格在西辽河畔的《定军山》。

　　在通辽市库伦旗象教寺玉柱堂，绘制着《定军山》《斩马谡》《赶三关》等中原戏曲故事，余韵悠悠，慢慢沉淀为西辽河流域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

　　苏秉琦先生把西辽河流域比喻成精彩的舞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先秦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西辽河流域，是多民族杂居之所。灿若星河的文物遗迹讲述着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通辽市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姜子强指着一件青铜器说：“这是西周时期邢国的青铜礼器，它是在通辽市霍林河畔发现的。这里是目前我国出土商周青铜器的最北点。”

　　“邢姜太宰巳簋”，双耳圈足，精美庄重，饕餮纹、夔龙纹，繁复的纹饰，营造了神秘莫测的氛围。

　　龙首鱼身、欲展翅跳跃的辽三彩摩羯壶，釉色斑斓、舒朗清爽，运用的是中原技法。

　　紫定印花碗，釉色柔和，莹洁可鉴，花纹精美，井然有序，是宋瓷定窑出品。

　　“这是度量衡中的量，秦陶量。”姜子强说，“它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诏书量器，是秦代在全国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有利依据，也为研究秦代对边疆治理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秦，大一统，早已深深镌刻于中华民族的血肉骨髓之中。提起，则热血沸腾。

　　“其实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意识更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那时以华夏族为核心的文化圈基本形成，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基础。”张铁男说，“秦汉时期国家形式进入帝国阶段，中华文化圈有了一个统一的、强盛的国家形式，中华民族的雏形渐成。”

　　“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各民族对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文明’的认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盖之庸说。

　　吉林大学教授赵永春在《中国认同：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统一性”研究》一文中作了如下梳理：“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以‘炎黄子孙’自居。”“辽在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的同时，又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继承后晋水德的木德自居，将辽王朝排列到后晋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金章宗‘更定德运为土’。”“元还遵循中国古代为所灭之国修史即是认同继承其法统的传统观念，按照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编撰体例，修成了中国正史《辽史》《宋史》《金史》。”“清建立起一个包括汉、满、蒙、回、藏等的大一统王朝， 中华民族正式形成。”

　　“可以说，西辽河文明是多民族共创中华的实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活标本。”盖之庸说，“在西辽河流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尽管有战争，但‘合’是主流。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保持了长达100多年的和平状态。”

　　山河一统、安享太平，是中华民族刻入骨髓的终极追求和美好憧憬。“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人们渴望和平、珍视和平，也敢于用斗争去捍卫和平。

　　融通互鉴  守正出新

　　如果鸟瞰西辽河流域，就会发现它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

　　它位于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三大地理板块的接合部；就世界范围而言，属于欧亚大陆草原通道南缘东端，濒临北太平洋西岸。

　　这意味着古代的西辽河流域处于连接中国南北和沟通世界东西的交通要冲。

　　“这里是交通的‘大驿站’，文化的‘大熔炉’。”盖之庸说。

　　“体现交通‘大驿站’性质最典型的是陈国公主墓。”奈曼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心主任周伟东说，“陈国公主墓是迄今为止出土规格最高的辽代贵族大墓，出土了超过3000件随葬品。其中，瓷器是中原的，琥珀是波罗的海地区的，玻璃器皿是西亚的。”

　　将时间轴拉长。

　　“距今4800年至4000年的南宝力皋吐遗址多种文化因素十分突出，除了自身特色鲜明的陶器外，还发现了小河沿、偏堡子、嫩江流域类型陶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吉平说。

　　由众多涓涓支流汇聚而成的西辽河，塑造了西辽河人民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

　　郭大顺先生认为，“‘兼收并蓄’是西辽河文明发展和传承后世的主要动力。”

　　“这里不只是‘通道’，西辽河文明更注重‘化’的功夫,就是把外来文化的强势因素，进行‘本土化’改造，进行创新。”盖之庸说。

　　用历史的长镜头来看。

　　红山彩陶匠人在红陶罐上精心勾勒，经过火的淬炼，一款兼有龙鳞纹、中原玫瑰花纹和中亚菱形方格纹的彩陶新品横空出世，引领时尚；

　　辽太宗为选天下之才办天下之事，统领着各民族社会精英，以极其务实和创新的态度，建立北南面官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最早的制度创新；

　　还有留在如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醇香的奶茶、火热的安代、吟唱着的乌力格尔……

　　文明的交流是相互的。西辽河文明在吸纳其他文化优秀因素的基础上，也在深深影响着其他文明。

　　述往事，思来者。

　　站在西辽河畔回望，无数文明记忆奔涌而来。

　　绵延不断、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西辽河文明，成为我们接续奋斗、逐梦奔跑的底气所在、信念所在、活力所在。

　　从高空俯瞰，会发现，引绰济辽工程宛若一条蓝色的哈达，以群山为侧颜，穿越蒙东大地。

　　西辽河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跋涉奔流，福济苍生。

　　壮哉！西辽河！

　　（内蒙古日报社、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