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蝎子，是一道有历史、有故事的美食。说起羊蝎子，绕不开吃货始祖苏东坡。苏东坡被贬岭南惠州期间，生活虽然窘迫，但对美食的追求一如既往，他给弟弟苏辙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大意是，惠州当地官方每天杀一只羊，苏东坡是被贬官员，羊的正经部位轮不上他吃，便私下嘱咐屠夫，给他留下没人要的羊脊骨。苏东坡将羊脊骨拿回家，先将其煮透，再浇上酒，撒少许盐，用火烘烤，待骨肉微焦，便可食用。苏东坡终日在羊脊骨间摘剔碎肉，自称就像吃蟹（蝎）的感觉和味道。

　　另一则故事与流行于北京的羊蝎子有渊源。康熙年间，科尔沁草原奈曼王爷有一次打猎回来路过王府后院，香气扑鼻。向随从打听，得知是新来的厨子正给下人们炖羊脊骨吃。禁不住香气的诱惑，奈曼王爷也试吃了一块，甚感味道鲜美，便将之前视为边角料的羊脊骨纳入府上的食谱，又在赴京时带入京城，使其在京城民间广为流传。因为羊脊骨的形状酷似一只蝎子，便起名“羊蝎子”。基于此，《奈曼旗文化志》认为，羊蝎子这道美食起源于通辽市奈曼旗。

　　关于羊蝎子一南一北两则故事，虽然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但都讲述了同一个主题——羊蝎子的发展传承就是一道多民族、多地域美食融合的旅程。

　　翻阅史书发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不同地区人民的频繁接触，促进了民族间饮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南齐王肃投奔北魏政权，“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数年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

　　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积淀，两宋时期的吃货们对吃羊肉达到了嗜食的程度。据记载，宋仁宗时期，宫中食羊数量惊人，甚至达到一日宰杀300多只的程度，一年需用羊10万余只，尤其在宋仁宗去世时，朝廷为他筹办丧事竟将京师所有的羊都用尽了。

　　不只是宫廷，宋代民间酒肆食店也售卖多种羊膳。据文献记载，南宋临安市肆售卖的肉食馍品多以羊肉为主，如羊头童鱼、盏蒸羊、羊炙焦、羊血粉、羊泡饭、美醋羊血、千里羊、羊蹄笋等。而在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可见的羊馔就有蒸软羊、酒蒸羊、乳炊羊等20多种。由此可见，作为资深吃货的苏东坡被贬惠州，对羊肉的念念不忘就有了历史注解。

　　到了元明清，随着民族融合走向纵深，彼时的羊肉、羊蝎子遍地开花、南北通吃。

　　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有句名言：“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那么，食羊的文化意义又在何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辉在其著的《宴飨万年—文物中的中华饮食文化史》指出：“对古人而言，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在古汉语中， ‘羊’通‘祥’，故而‘吉祥’多作‘吉羊’，羊自然成了吉祥的象征；‘羊’字状若举首观日，故通‘阳’，三只羊仰望太阳，谓之‘三羊（阳）开泰’；‘羊大则美’则是古人对于‘美’的最初理解。羊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肉食资源之一，也承载着古人追求吉庆祥瑞的观念。”

　　如今，在北京的羊蝎子饭馆，若食客问及羊蝎子食材的来处，来自祖国各地的店老板们回答几乎是一致的：“这是内蒙古大草原的羔羊！”若再问得细了，他们干脆炫耀般地说：“锡盟现杀羊，刚到！”

　　这便是来自内蒙古的羊蝎子，味道鲜美，寓意吉祥，带着草原的芬芳，来到首都，福及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