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更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内蒙古地区以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和民族构成，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前沿阵地。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内蒙古革命实践相结合，科学统筹“救亡图存”与“民族解放”两大历史任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基础。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作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凝聚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义深远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科学把握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辩证统一的关系，探索出在民族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深刻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这一论断揭示了内蒙古地区民族问题的本质：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制度，才能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明确提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构想，打破了阶级、阶层与民族的界限，为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抗战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抗战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价值维度上，确立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在制度维度上，构建了“王公平民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机制；在实践维度上，开创了“蒙汉满回民族联合斗争”的革命路径。中国共产党强调“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共同命运”，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理论视野，使得内蒙古地区的抗战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体性特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被纳入中华民族解放的整体框架中，为在内蒙古地区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制度创新切实增进各民族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并非抽象的理论宣传，而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其中，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委员会”机制，就是这种实践创新的典型代表。该委员会由党组织领导，吸纳全国各地、各民族代表参与，统筹剿匪反顽、物资筹集、宣传动员等事务，形成了“军民一体、民族协同”的治理模式。其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政策以民生为导向。针对日伪粮食统制造成的民生危机，动员委员会推行“救国公粮制度”与“乐捐政策”。前者按地亩累进征收公粮，但并非强制征收，而是通过宣传使人们认识到“缴纳公粮是为了保卫家园”；后者鼓励社会各界自愿捐献，开明绅士、商人纷纷慷慨解囊。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战”的对应举措，既保障了军队供给，又维护了群众利益，与日伪的掠夺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其二，强调民族关系的平等重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建立打破了传统等级隔阂，在抗日的旗帜下，各民族各阶层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携手共进。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在抗日救亡的过程中都深刻认识到，只有与其他民族团结，才能抵御外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使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重构，蒙、汉、回、满、达斡尔等各族群众以共御外侮的共同目标并肩战斗，以共赴国难的崇高精神凝聚成超越民族与地缘界限的命运共同体。抗日民主政权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使少数民族中的骨干人才能够以主人翁姿态进入地方治理。抗战时期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集体记忆，又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情感与法理根基，最终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理念锻造成北疆大地上牢不可破的现实。其三，将武装斗争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从百灵庙起义部队改编的蒙旗独立旅，到高凤英、杨植霖等人组建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内蒙古地区的抗战始终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从星星之火发展至燎原烈焰，正是因为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各族群众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种植根群众的武装斗争模式，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印证了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论断。

　　以文化认同建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纽带

　　1936年的百灵庙大捷，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更为塑造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历史载体。绥远抗战胜利后，全国掀起援绥热潮。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北平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朱自清教授亲赴前线慰问，何香凝举办画展募捐。这种跨地域联动使得内蒙古抗战不再是局部事件，而成为全民族共同的事业。推动文化符号建构与传播，通过情感认同和文化实践活动来强化文化认同，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文化基础。抗战期间，文艺工作者武达平等人发表文章歌颂抗日将士，上海慰问团演出《张家店》《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慰问团成员与伤兵共同落泪，发出“中国的士兵可以自由地骑马”的深切感慨，这些文化实践将抽象的中华民族概念转化为具象的情感体验。情感认同是凝聚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方式，促进各民族间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将游离、分散的个体情感凝聚到中华民族的集体情感和家国情怀中,能够加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傅作义曾对比军阀混战与绥远抗战时期士兵的迥异表现，“过去伤兵不肯再上前线，这次却主动归队”，其根源在于“士兵觉悟到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截至1936年底，来自全国各族各界的捐献款物折款500多万元，足够绥远军队一年军饷。海外侨胞的参与更凸显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广度，旅欧华侨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陈嘉庚从南洋捐出巨资，菲律宾华侨王文堑将结婚费用寄往归绥。正如海外侨胞书信所言，“凡我国人，深念爱国健儿效力疆场”，这种超越地域、跨越国界的支援行动，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

　　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

　　内蒙古地区抗战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阴谋。历史证明，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才能有效凝聚各民族力量。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正确方向。其二，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各族人民对文化、历史和传统的认同度越高，文化向心力就越强，就越能激发出坚不可摧的合力。这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其三，团结奋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从“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委员会”的民生实践到全国援绥的全民行动，内蒙古抗战的历史经验表明，让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中共享胜利成果，是不断增强“五个认同”的关键所在，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正是这一历史经验在今天的实践延续。

　　八十载岁月峥嵘，精神之火不灭。内蒙古地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经验，不仅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密码，更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宝贵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进一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团结奋斗之姿开创新的历史伟业，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