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一直有个疑问：来自于遥远西方的玻璃器皿，频繁地出现在内蒙古辽墓的出土文物中，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回答这一问题，还要从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和吐尔基山辽墓说起。

　　1985年6月，在距青龙山不远的通辽市奈曼旗斯布格图村庙子山修建水库时，发现了一座古墓。经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扬名中国考古界、被西方人称为契丹文化奇迹的“辽代陈国公主墓”。

　　1992年8月，被盗扰的耶律羽之家族墓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抢救性发掘。该墓群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朝克图山（裂缝山）。由于历史价值巨大，该墓葬群位列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另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吐尔基山辽墓位于通辽市科左后旗，是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一座未被盗掘的千年古墓。该墓的发现，在研究辽代的社会风格、风俗习惯、服饰、艺术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处古墓，虽分处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和科左后旗，但他们有一共同的特征：墓主人是生活于辽代早期和中期的皇亲国戚。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墓葬均出土了精美的玻璃器皿。

　　众所周知，最早的玻璃制品发现于四千余年前的两河流域，后经古罗马、中西亚传入华夏地区。

　　在辽代贵族墓葬的随葬品序列中，玻璃器占据着特殊地位。这些跨越千山万水而来的珍品，以各自的形态诉说着不同的文化源流。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七件伊斯兰风格玻璃器中，长颈刻花玻璃瓶最为典型——折肩平底，几何纹饰深刻，成分检测证实其为典型的钠钙玻璃。此类“蔷薇水瓶”在阿富汗、伊朗屡有发现。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7件精美玻璃器皿，被视为考古界研究中古时期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重器，均来自西亚地区的叙利亚、伊朗一带。

　　与其遥相呼应的，是吐尔基山辽墓中那只高脚玻璃杯，当考古人员揭开棺椁时，它依然保持着在墓主漆案上的姿态，杯壁泛着绿光，气泡在千年流光中凝滞如初。这些脆弱却坚韧的琉璃之器，正是辽代多文明交融的璀璨见证。

　　耶律羽之家族墓虽多遭盗扰，随葬的玻璃制品均已碎成残片，但在那墨绿色的光晕中，仿佛仍能看到商队西来跋涉的身影。

　　通辽市文博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室主任姜子强曾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这足以证明辽代对商业贸易和互市极为重视。所以辽代与其相邻近的国家、部落，以及远在西域或西亚的一些国家，也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当时契丹的繁荣，吸引了各国使节和诸方商贩纷至沓来，西辽河流域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中心之一。”

　　辽史研究者一致的观点是：在辽代社会，玻璃器超越了实用功能，成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符号。当王公贵族“斗富”时，晶莹剔透的玻璃器皿被视作比黄金更珍贵的奢侈品，其价值不仅在于物质稀有性，更在于承载的异域文化资本。

　　这些珍品在墓葬中的位置映射出主人的眷恋——吐尔基山玻璃杯端立墓主漆案之上。辽人对玻璃器的珍视，体现了对异质文化的主动接纳，更彰显了统治阶层通过掌控国际贸易网络强化权威的政治智慧。

　　玻璃器的流转轨迹揭示了被传统史书忽略的交流通道——草原丝绸之路。这条横贯东北亚的交通网络，从燕山北麓延伸至日本海西岸，与蒙古草原丝路衔接，形成“直通地中海的文化血管”。

　　辽代玻璃器的文化旅程，映照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逻辑：

　　制度层面——多座辽墓墓志契丹大小字与汉字并用，医巫闾山遗址中胡汉礼制的融合，体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智慧。

　　精神层面：陈国公主墓志盖十二生肖雕刻与耶律羽之墓墓门尉迟恭门神彩绘并行，儒家伦理、草原审美共生于同一时空。

　　这种交融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如玻璃溶液般在高温中熔铸成全新物质——辽人在马背上移植唐制，开创五京体系；在游牧传统中吸纳农耕文明，形成“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当陈国公主佩戴伊斯兰玻璃器长眠，当耶律羽之墓多元明器共处一室，多文明共生已从物质存在升华为精神认同。

　　当我们在吐尔基山玻璃杯的气泡中看见古罗马匠人的呼吸，在陈国公主的蔷薇水瓶上触摸波斯纹样时，便触碰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基因：器物会碎，丝路有兴衰，但文明因交流而熔铸的共同体意识，终将在历史长河中淬炼成不朽的琉璃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