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纹铜鞍桥形似拱桥，青铜鎏金，两翼翅各有一圆孔用于固定鞍架。鞍桥上面刻有如意纹，中间为龙纹，两侧有火焰珠纹，龙身呈蹲踞状，龙爪下有波浪纹。

　　后鞍翅饰件

　　两对前、后鞍翅饰件呈对称型，镂空，均雕有龙纹。

　　后鞍桥

　　下面有波浪纹，如两条龙在海上戏珠。

　　前鞍桥

　　镂雕双龙戏珠纹样。

　　前鞍翅饰件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博物馆珍藏着一套辽代青铜铸造并施鎏金工艺的马鞍饰件，包含前鞍桥、后鞍桥，前鞍翅、后鞍翅。虽然它们表面金层大部分已经剥蚀，但精湛的做工仍清晰可辨。这套马鞍饰件2007年出土于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海拉尔河南岸辽代浩特陶海古城遗址附近。

　　专家根据古城形制与地表篦纹陶片，结合《辽史·地理志》所载“泰州因黑鼠族（黑车子室韦）犯边而东南移六百里”的史实，认定浩特陶海为辽代通化州驻地。

　　辽太宗会同年间（938年—947年），契丹石烈部迁徙至水草丰美的海拉尔河流域，在背山面水的天然屏障处夯筑起这座周长1890米的方形城郭。工匠们严格遵循辽金城制，38座马面如铠甲鳞片般等距排布于城墙，四角矗立角楼，南北城门之外均设瓮城，瓮门向东开启。古城外围挖掘护城河，河水直通海拉尔河，形成双重屏障。直到今天，古城遗址的夯土城墙残高仍达3米。2013年，浩特陶海古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史、北方民族史的文博工作者何佳介绍：“作为辽代西北边防重镇，浩特陶海曾长期驻扎军事力量。浩特陶海古城当时的选址很有战略眼光。海拉尔河在这里形成肘弯，城墙东距河岸台地200米，南距主河道2150米，既保障水源又借河道为天然屏障。西北侧哈日道布、呼和道布、查干道布三座岗阜构成品字形瞭望体系。经考古显示，城墙以三合土夯筑，夯层致密，四角角楼基址残高1.5米，登临可俯瞰十里草场，契合《辽史》‘屯戍镇守，控扼诸部’的记载。南北两门均加筑方形瓮城，瓮城门向东，与主城门形成直角折角，可有效阻滞骑兵冲锋。城内7处房址揭示军事与生产功能相结合，中央台基散落的篦纹陶片与铁器残件表明这里曾经是指挥中枢。西北侧房址出土石磨盘与碳化黍粒，印证了《辽史》中‘诏以海勒水之地为农田’的记载。”

　　《辽史·仪卫志》中说，鎏金龙纹马具是五品以上武官标配。结合同区域出土的鹭鸶纹鎏金带銙等器物，考古专家推测，出土于浩特陶海附近的这套马鞍饰件的主人或许是乌古敌烈统军司将领。

　　细端详这组马鞍饰件，前、后鞍桥形似拱桥，均镂空，后鞍桥拱形角度较前鞍桥大些。前后鞍翅饰件也为镂空，均雕龙纹。陈巴尔虎博物馆工作人员巴拉金说：“辽代龙纹的演变既沿袭中原象征皇权的符号，又融入游牧部族对力量崇拜的诠释，形成多元文化艺术表达。龙纹风格传承唐风又不失草原的粗犷。龙目圆凸是唐代龙纹的特点，髭毛飘散、肢爪健壮，彰显游牧部族审美意趣。”

　　何佳说：“辽朝廷为控扼呼伦贝尔，百年间持续与乌古、敌烈部征战。统和十五年（997年）后，辽朝廷在呼伦贝尔设边防城链并置统军司。这套马鞍饰件出土于浩特陶海古城附近，其体量规格与华丽纹饰，显示出主人身份不一般，成为边疆军政的实物见证。”

　　“这套马鞍饰件是迄今呼伦贝尔地区出土最完整的辽代高等级马具。镂雕与鎏金技术反映辽代金属加工业的高度成熟；龙纹、如意纹等纹饰组合，说明游牧部族对中原文化元素的认同与吸收；马鞍饰件出土地与浩特陶海古城毗邻，证明当时以城控边、以鞍驭军的治理政策。”巴拉金介绍。

　　考古发现，由于爱马、饰马的需要，契丹人对马具制作非常讲究，马具装备的繁复和技艺的精湛已趋极致。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出使辽朝曾写下“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的诗句。在常年的游牧射猎生活中，契丹人为了更好地驾驭马，使其既舒适、适用，又能保护它，不断地对马鞍制作工艺进行改进完善，最终成为当时的国礼。据《契丹国志》记载，契丹国贺宋朝皇帝生日礼物中有涂金银龙凤鞍勒、红罗匣金丝方鞯二具，白楮皮黑银鞍勒、毡鞯二具，绿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鞯二具，白楮皮裹筋鞭一条。契丹人将马鞍具发展成为值得炫耀的工艺品，不仅展示出生活在北方草原契丹人的聪明才智，也反映了当时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

　　（本版图片由陈巴尔虎博物馆提供）

　　说明

　　①络头

　　②衔、镳

　　③缰

　　④胸带（攀胸）

　　⑤马镫

　　⑥前鞍桥

　　⑦马鞍

　　⑧后鞍桥

　　⑨障泥

　　⑩蝤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