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演进过程中，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孕育了蔚为大观的中华文化符号
●内蒙古地区的文化符号是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发展的，兼具地域特色与中华文明共性，多样性与普遍性并存
●深入挖掘、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更好发挥中华文化符号的精神纽带作用，是内蒙古建设文化强区的重要保障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演进过程中，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孕育了蔚为大观的中华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超越地域局限，成为各民族联络情感、凝聚共识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前沿，深厚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构成了内蒙古地区丰富多彩、内涵深厚的文化符号体系。
内蒙古地区文化符号具有多样性和普遍性
内蒙古地区的文化符号是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发展的，兼具地域特色与中华文明共性，多样性与普遍性并存。其底蕴之深厚、特征之鲜明，主要体现在历史、地理与民族三个方面。
文明交汇的重要区域。早在史前时期，内蒙古的西辽河流域就已孕育出高度发达的红山文化，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多彩状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宏大叙事中的重要篇章。内蒙古长城资源约占全国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从战国夯土、秦汉堑壕，到隋唐烽燧、宋明砖堡，堪称“长城建筑艺术博物馆”，在这里，长城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不断融合、赓续延绵。
多样地貌的典型区域。内蒙古地域辽阔，横跨“三北”，其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本身就是文化符号的孕育场。巍峨绵延的大兴安岭、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与锡林郭勒草原、浩瀚的巴丹吉林与腾格里沙漠、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湿地，共同构成了壮丽的自然画卷，塑造了适应特定生态的文化形态。特别是黄河在内蒙古境内蜿蜒流淌，勾勒出壮美的“几字弯”，塑造了富饶的河套平原，成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融合发展的“黄金地带”。这种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人们敬畏自然、顺应天时的生态观念与生活方式，其蕴含的“天人合一”生态智慧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哲学观高度契合，成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动地域载体与符号表达。
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家园。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形成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传统。这一漫长的融合进程，孕育了众多共享的文化符号，如象征团结、拼搏与欢聚的那达慕大会，源自民间、服务人民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以及漫瀚调、二人台等艺术形式。这些文化符号与实践，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深深浸润着中华文化的共性价值与情感，是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共同创造、共同享有、共同传承的精神财富。
中华文化符号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的表现方式与载体，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之所以能凝聚人心，在于其蕴含的象征意义、集体记忆与价值理念。在内蒙古，长城、黄河、中华龙等文化符号，以其具体可感的形态和深刻的精神内涵，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与现实。
长城——从地理屏障到融合纽带。长城不仅是防御工事，更是历史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接触、碰撞、交流、借鉴的纽带。长城的修筑与戍守，见证了各民族共同维护边疆秩序、共同开拓生存空间的历程。在长城沿线发生的移民迁徙、贸易交换、文化交流都是中华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客观上促进了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的发展。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众志成城、保家卫国的辉煌历史，成为长城精神最鲜明的时代标识。
黄河——从文明源头到生态共同体。黄河流域流经内蒙古形成独特的“几字弯”，这里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深度交融的黄金地带，河套平原的繁荣，得益于历史上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和建设，从秦汉屯垦戍边到后世持续的水利兴修，各族群众共同利用黄河水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生活模式。黄河的安澜和可持续利用，关乎黄河流域各族群众的福祉，是命运与共的生动体现。
中华龙——从精神图腾到民族象征。龙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文化符号。从古至今，龙的形象镌刻于中华大地的每一处角落，龙的影响渗透在文化演进的每一个时期。有着“中华第一龙”之称的C形玉龙就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龙的形象历经数千年演变，融合了多种动物特征，逐渐升华为中华民族勇毅、智慧、祥瑞与包容的集体象征，成为联结各族人民情感、唤起共同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的核心精神图腾。
除了长城、黄河、中华龙这些文化符号，内蒙古地区还有众多在历史长河与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它们同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作用。这些文化符号与日常生产生活更为贴近，以具体、鲜活且可参与的形式，于细微之处润泽人心，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丰富画卷。
让中华文化符号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加强对文化符号的保护与传承，创新文化符号的传播与推广模式，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既是深化中华文化认同的必然要求，更是以文化符号为纽带凝聚各族群众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要求。
加强文化符号的保护与传承。这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文化符号并非静止的遗存，而是承载着“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活态精神载体，是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下认同、个体情感与集体意识的桥梁。要推进物质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对标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战略要求，对境内的长城遗址、红山文化遗址群等实施全面、精细化的科学保护。要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内涵阐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要超越“技艺”保存，打造多样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培育机制，铺就传承之路。
构建“记忆场”与“教育场”相融合的传承体系。保护与传承的最终目的，是将文化符号从专业领域引入公共生活，使其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应大力建设并提升博物馆、遗址公园的展陈水平，利用数字化技术复原历史场景，打造沉浸式教育课堂。要将这些文化符号及其背后的故事系统性、常态化地融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触摸历史、体验文化中深入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而在心灵深处夯实文化认同的根基。主动融入国家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进程，全力推进红山文化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深化西辽河文化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关键实证。主动对接长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推动区域性保护实践上升为对国家核心文化标识的贡献。
创新文化符号的传播模式。文化符号与形象是文化深层次的凝练标识，创新内容形式、丰富传播手段与载体、拓展传播渠道，有助于各族群众共享共赏文化成果，引发情感共鸣，进而更好地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文化传播方式更为深刻，有助于增进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打造高品质的视听产品，精心策划制作以中华文化符号为主题的一系列高品质文化节目。运用新技术赋能内容创作，生动再现长城内外的商贸往来、黄河两岸共同治水治沙，以及红山先民祭祀祈福等历史场景，把宏大叙事转化为亲切可感的视听故事。构建全方位的现代传播网络，兼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借助互联互通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尽可能链接更广泛的人群，引发更广泛的共鸣。系统地收集、整理并共享与符号相关的民歌、传说，创作更多契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新时代音乐作品。拓展跨区域及国际文化交流对话，借助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围绕万里茶道等主题，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展览活动。积极参与黄河流域、长城沿线省区的文化联动宣传，携手讲好中国故事里的内蒙古篇章，于更广阔的平台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深化“文化符号+”创意设计与科技的融合，完善“文化+科技+人才”的协同机制。鼓励运用扩展现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技术，开发元宇宙长城关口、数字黄河文明体验舱等沉浸式、交互式产品。以“中华第一龙”、那达慕等作为核心，引导开发兼具民族美学与现代审美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等，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打造高质量的文化体验场景与文旅融合载体，稳步推进长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蒙古段的建设，塑造集遗产保护、文化体验、生态休闲、研学教育于一体的国家级文化地标。支持借助工业遗产、传统村落构建特色文化展陈空间。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时尚消费相融合，让传统文化符号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倘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少共同的文化符号，便会缺乏共同的情感基础与文化根基。各民族所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其重大意义在于凝聚共识、增进认同、巩固团结。深入挖掘、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更好发挥中华文化符号的精神纽带作用，是内蒙古建设文化强区的重要保障。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