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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传唱着草原的祝福

——评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额吉的河》
  ◎刘海洋

  草原上蜿蜒的河水如同母亲的爱,默默流淌却滋养万千生命。许廷旺的长篇儿童小说《额吉的河》,以“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书写了一条名为“额吉”的生命之河,她从江南的弄堂蜿蜒至北国的草原,流淌成一曲跨越地域、民族和血缘的辽阔赞歌。

  《额吉的河》讲述了上海孤儿玉萍、玉香、玉山姐弟在宝力皋和银花、赛音和秀英、包克和白玉兰几对养父母的关怀下,于科尔沁草原扎根生长、重获新生的故事。这样的叙事选择,让我们得以看到关于成长、民族与国家的宏大命题,如何能够经由孩子的眼眸与心绪,被映照得如此具体细微,又如此波澜壮阔。

  作为肌理细节的历史叙事

  《额吉的河》取材于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真实。20世纪60年代初,内蒙古陆续接收了3000多名南方孤儿。从江南到内蒙古一路颠簸,孩子们面黄肌瘦,不少还染上疾病。内蒙古草原上年迈的额吉、中年夫妻、新婚伴侣看到孩子们的样子心疼不已,争先恐后地收养这些孤儿。蒙古族有一句谚语“鸟儿被鹞子赶到草丛中,草丛还要救它”,草原人民淳朴而善良的本性,使他们对来到草原生活的孩子们慷慨地捧出自己的爱。在国家和养父母的帮助下,孩子们不仅健康成长,也继承了内蒙古人民的大爱精神与宽广胸怀,用各种方式回报父母、回报草原、回报国家。内蒙古人民真正实现了“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

  刘大先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中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总结道:“事实与书写、文学与历史、真实与想象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互文性,事实被书写改变,历史与文学互渗,想象向真实生成。”重大的历史事件常常能直接对文学创作造成影响,文学也会对历史事件作出回应,《额吉的河》就是这个理念的生动实践。任何触及“三千孤儿入内蒙”这一厚重历史题材的创作,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恢宏的历史叙事挂钩。但许廷旺采取了历史背景“虚写”的策略,将历史从宏大叙事中抽离,具象为创作的叙事肌理与底色,通过细节描写与情感映射,让读者感受那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对于今天的儿童读者而言,大面积地铺陈历史可能带来阅读的割裂与陌生。因此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对政策落实和生命迁徙的直接描写,而是将其侧写细化为科尔沁草原上毡房的温度、银花额吉灯下缝补的背影,以及玉萍姐弟3人从惊恐、疏离到最终扎根草原的心路历程。

  这种叙事策略,使那段历史成为可感、可触、可融入的生活现场。宝力皋为了给烫伤的玉山求得獾油,毫不犹豫地用祖传玉烟壶与朝克图交换;银花明知抚养3个孩子如同要“连翻三座山”,却依然坚定无比;河水暴涨时,为救落水的玉山,宝力皋义无反顾地下水营救,最终不幸遇难。那段关于民族大爱、国家担当的时代记忆,便在这一个个充满人情味的生活细节中传递给读者真情实感。小说中的玉萍、玉香、玉山三姐弟从南方来到草原,从陌生到适应,从恐惧到接纳,完成了生命的蜕变,这种“小视角观大历史”的成功实践,让宏大主题获得了血肉之躯与心跳频率。

  作为成长主体的儿童叙事

  作为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额吉的河》在叙事视角与艺术手法上展现了独特追求。作者许廷旺另辟蹊径,以儿童的负面情绪为叙事切入点,在增强文本真实感的同时,也为人物成长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与张力。

  在《额吉的河》中,儿童作为最本真的亲历者,他们的困惑、疼痛以及被接纳后的尽情绽放,构成对那段历史最独特也最宝贵的见证。王泉根在《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中指出:“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儿童文学,是需要通过这种儿童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实现与下一代的沟通与对话,并在其中传递人类社会对下一代的文化期待。”作者将儿童设定为叙事的核心动力,让作品在传递文化期待的同时,实现了与少年读者的心灵对话。

  小说借助儿童视角,自然而真切地引出了自我觉醒与生命成长的主题,以贴近儿童思维的方式讲述故事,在情节推进中始终葆有对真、善、美的本质追寻。玉萍、玉香、玉山初到草原时,内心并非充满喜悦,而是被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对离散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未来的惶恐所笼罩。小说未刻意美化儿童的负面情绪,这种诚实的书写反而格外动人,也为人物后续的成长铺设了富有张力的叙事弧光。玉萍作为姐姐,对母亲“照顾好妹妹和弟弟”承诺的始终坚守,成为贯穿她所有行动的情感基调,也使她的成长轨迹更具担当的韧性。

  通过坚持儿童本位的叙事立场,《额吉的河》在呈现生活广度的同时,深入成长体验的深处,以真实、细腻且不回避沉重的笔触深入儿童的精神世界,细腻描绘他们逐步建立自我认知、形成主体意识的过程。作者不仅关注儿童在日常生活交流中的心理变化,更在社会大背景下探索他们确认自我价值、构建内心秩序的细微挣扎。这种深入心灵的书写,使《额吉的河》不仅成为一代人精神历程的写照,也成为读者寻求情感共鸣,实现精神寄托的重要依托。

  作为根脉认同的共同体叙事

  如果说历史叙事为故事确立了时空坐标,儿童叙事赋予了故事心跳与温度,那么共同体叙事则构成了这部小说深邃的精神脉络。齐格蒙特·鲍曼曾指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避风遮雨。”在强调共同体意识的环境中,人们更易于尊重差异、减少对立,包容不同的观点与文化,从而有效消弭误解,促进和谐。

  在《额吉的河》中,“河流”作为核心意象,成为连接南方与北方、城市与草原、母亲与孩子的生命纽带。玉萍的母亲在临终前告诉孩子们:“天下的河流都是相通的。”这句话不仅是贯穿全书的线索,更隐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本质——无论来自何方,属于哪个民族,我们的生命与精神始终血脉相连。当玉萍后来成为草原上的卫生员,再次立于河边感悟到“家乡的小河一直在流,从南流到北,从上海流到千里之外的科尔沁草原,流在祖国的大地上。”这种意象化的艺术处理,使作品升华为对共同体意识的诗性表达。

  《额吉的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旨归,这不仅是其深层的美学追求,也是当代民族地区儿童文学的时代使命。作者许廷旺在访谈中如此阐述其创作理念:“儿童文学应该像成人文学那样,既要描写出生活的广度,也要有思想的深度,更要有艺术上的追求。不能因为是儿童文学,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就自动降低文学水准。”正是这种对文学品质的坚持,使《额吉的河》在主题开掘与艺术创新上均达到了可观的高度。

  河水汤汤,奔流不息,传唱着草原母亲无私的祝福。《额吉的河》通过“河流”这一博大而柔韧的意象,将个人的命运、地方的记忆与国家的叙事,诗性地融合为一个艺术整体。它以细节化、生活化的笔触让历史可感,奠定了故事的真实根基;以儿童本位、不回避苦难的视角让成长可信,赋予了文本动人的情感内核;最终,又以河流般连绵的共同体意象,让宏大的认同变得可知可感,托举起整部作品的思想与艺术重量。在当代中国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话语建构的背景下,《额吉的河》让我们看见那些流淌在岁月中的无私大爱与生命韧性,正是中华民族始终血脉相连的根脉与温度。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不仅是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更是当下构建民族团结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额吉的河》以其真挚笔触与深邃意象,让这段历史在文学中重新流淌,完成了对历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回应了时代对共同体叙事的呼唤,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生动的文学范本。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尤须挖掘、传承、弘扬好“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段历史中蕴藏的爱国、团结、奉献精神,让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频共振,滋养一代代人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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