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长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最深沉的实践来源与最可考据的信仰注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需要以史为鉴，把争取人心的工作做深做实，把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力量

　　红军三大主力及红二十五军纵横十余省，先后经过苗、瑶、侗、壮、彝、藏、羌、回、裕固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各族群众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度接触与互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中播下许多宝贵的种子,其中就包括民族团结的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长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正是这一主线最深沉的实践来源与最可考据的信仰注脚。

　　就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来看，亲历者留下的文字较之后人的任何概括，都更具历史穿透力。其所记虽多为看似寻常的琐事，然而正是这些个体化、具体而微的叙事相互缀合，勾勒出一条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链条。这一链条的生成机理，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原点与精神源头。

　　以践行承诺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信任基石

　　相互信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的基础，也是红军进入民族地区后必须跨越的关键关口。地方军阀长期歧视、掠夺少数民族，国民党当局又散布反共谣言，导致群众闻风躲避。1935年7月，红军翻过打鼓山进抵毛儿盖，青稞正熟，村寨却空无一人——藏族同胞逃进了深山，粮食也藏了起来。部队缺粮，眼前却是一片无主的熟麦。前敌总政治部的处置方式是留下凭证：行军途中非必要不收割群众粮食，优先征用土司头人粮食，收割群众粮食必须留证。每割完一块田，战士便在田头插一块木牌：“我们在这坵田内割了青稞一千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牌可作为我们购买这些青稞的凭证。请你们归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我们吃你们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前敌总政治部，麦田第××号。”木牌的深远意义，不在于插下的那一刻，而在于兑现的那一刻。群众不在场、不通汉语，仍能凭牌索偿，这标志着军民信用体系的实质性确立。聂荣臻率部过黑水、芦花，起用了藏民埋藏的粮食，“只得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时任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的莫文骅回忆，部队在哪里征集东西，就在哪里留下银元和字条，“写明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下款项的数目”。一块木牌、几块光洋、一张字条，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变成了群众手里可以核对的凭据。凡有条件兑现的，红军一律用银元和茶叶按市价付足货价。

　　纪律同样对内发生作用。时任红一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的萧锋在日记中写道，“筹粮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不在时一定要打借条”“工兵连二排长孙胡才，多吃了点粮食，又丢了二十斤麦子……为严明纪律，军团首长决定从严处理”。群众不在场，纪律照样执行；环境再险恶，凭据照样留存。这样的凭据，并不因时过境迁而失效。1996年，湖南汝城县的村民胡运海意外发现了六十多年前的一张红军借条。经查证，写借据的叶祖令同志系红三军团司务长，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然而地方政府得知此事后却坚持加倍兑现。一诺既出，六十余年后依然作数。这正印证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党对人民的信用一旦建立，便具有跨越时间的效力；一个政党的公信力，正是在这样一诺千金的实践中铸造而成。

　　以平等相待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共同性不等于同质性。能否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平等关系，既关乎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检验着一个政党的政治伦理成色。1936年4月，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抵云南中甸，当地归化寺（今噶丹·松赞林寺）的僧俗群众心存疑虑。贺龙以总指挥名义致信八大老僧，讲明三点原则：“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对寺院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请求帮助筹粮则“照价支付金钱”。5月2日他应邀入寺，向僧众解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赠“兴盛番族”锦幛。此后寺院开仓放粮，商民争售，大量粮秣支撑红军翻越雪山北上。藏族喇嘛拉波（本名格桑次仁）见红军秋毫无犯，自愿留在左路军总部带路、买粮、当翻译、宣传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号召僧众筹粮，1936年因叛徒告密被捕，就义时高呼“红军万岁”。

　　写信、赠幛、认债，体现的是同一条政治原则：把对方当作平等的对话者，承认其信仰、财产、尊严不可侵犯。红军进入回民区域后，明确规定部队不得驻扎清真寺、不得在回民家中吃大荤、不得毁坏经典，要求尊重回族群众的生活习惯、注意团结宗教界人士。同时，停用带歧视的族称，把“猺”改写为“傜”，将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逐条写进守则。条文越细，执行边界越清晰，对各族群众的尊重也越能落到实处。各民族感受到信仰被尊重、财产被保护、尊严被承认，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尊重差异中不断巩固发展。这种以平等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超越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在民族关系的历史叙事中确立起全新的交往范式。 

　　以深化交往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根基

　　民心植根于党处置民族地区具体事务的成效之中，赢得和维系民心，还需付出扎实努力、久久为功。萧锋曾记录：“由于我们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再加上红军的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归还，损坏东西赔偿，苗胞们看到这些，觉得同国民党和土司头人宣传的完全两样……许多苗族青年，都争着要当红军。”明知前路供粮困难，战士还是把装有三天口粮的米袋送给一位被军阀欺压的瑶族母亲；过藏区时一名红军战士碰坏藏民家四块门板，主人不在，仍赔三元并留下道歉信。在冕宁，红军开监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民，离城那夜“居民半数以上均手擎油稔或蜡烛，鹄立门口，替我们照路，并有提壶携盏，亲爱的缓声的招呼吃茶。夜神被赶走了，半里的长街，成了光明喧闹的白昼”。在甘肃、宁夏交界的回民区域，据老红军童小鹏回忆：“沿途均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拥挤着来看……入宿营地时，更受到他们亲热的欢迎，帮烧水、购物，这种受群众热情欢迎是出藏区以来的第一次！据说前二十五军曾经此，纪律很好，故这次我们来时，他们都相信‘红军是保护他们的’。”

　　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回报并不止于送粮带路。红军在川西北停留的16个月里，所需粮食几乎全部就地筹措，主要靠向藏、羌群众购买。红军北上后，仅甘孜地区炉霍县一地就留下伤病员约1100人左右，藏族群众以各种方式同反动势力周旋，全力掩护、安置、转送伤员，有的伤员与当地群众结为亲眷，有的隐姓埋名融入乡土，直到1951年仍有百余名幸存者在藏区生活。这种以命相托的情谊，植根于具体历史情境中反复展开的日常交往，积淀于共同应对生存风险、彼此救助、物资互惠、兑现承诺与尊重习俗的长期实践。正是这些看似寻常却深入人心的互动，推动不同民族在相互承认、相互依赖、相互期待中形成稳定信任，进而超越了功利性交换，升华为能够经受风险考验、承载牺牲付出的情感联结。由此形成的情感共同体，既铸就个体之间以命相托的深厚情谊，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微观基础和持久的社会心理支撑。

　　把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力量

　　纵观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实践，我们能够提炼并总结出一些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基本经验。一是利益共享。任何共同体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红军表达了要北上抗日、争取各民族解放的诚意，与各族群众以共同的民族大义为纽带，构建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二是承诺兑现。红军以“说到做到”消除隔阂、赢得信任，使各族群众从观望者变为认同者、支持者，凝聚起各族群众拥护红军、支援革命的强大力量。三是尊重文化差异。红军保护寺院财产、尊重风俗习惯、停用侮辱性族称等一系列尊重各族群众文化差异的举措，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民族工作中的生动运用，赢得各族群众的强烈认同。四是情感相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深深植根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红军在日常交往的点点滴滴中不断拉近与各族群众的距离，持续深化军民鱼水情谊，为革命事业积蓄深厚的群众基础，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根基。

　　新时代的长征路，虽然没有枪林弹雨、雪山泥沼，却同样考验意志智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需要以史为鉴，把争取人心的工作做深做实，把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力量。一是以诚信立政，凡承诺于民者都要做到可追溯、可兑现，政策出台要算账、落实要交账、失信要问责。二是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厚植社会基础，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三是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用法治固定下来。四是以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持续推进对口支援和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五是用好长征时期史料，让文物说话、让亲历者说话，把历史资源讲清楚、用起来，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珍贵教材，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