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们这样的年纪了,不能再‘为社会做贡献了’!”曾于1958年在严寄洲导演的影片《英雄虎胆》中饰演曾泰的于洋住进了医院,他的夫人这样说。60年前,28岁的于洋,在影片中和王晓棠一起跳伦巴舞,风靡全国。而今,于洋88岁了。他的夫人杨静老师婉拒了采访。
“他就住在我楼上,我也送了他最后一程。现在宣传挺多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1978年,主演严寄洲执导的《猎字99号》时,田华50岁。40年后,她已整90岁了,身体不错,说有外出任务,同样婉拒了采访。
据八一厂的人说,与严寄洲合作过的著名演员王心刚从来不接受采访,王晓棠则很可能不在北京。《哥俩好》的主演张良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找丁荫楠导演问询,丁荫楠说:“他们都是老一辈,我心里敬佩,见面客气一下,没有来往。”
从《制造明星:严寄洲自述》责编处了解到该书作者的电话,于是,我和2002年采访过严寄洲并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制造明星:严寄洲自述》一书的舒云,在电话里聊起了严寄洲,聊起了她的书。
一部影片看好几遍
舒云是军队作家。一次,她采访纪录片《绿色的原野》插曲《草原之夜》的词作者张加毅,张加毅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总政五七学校”的时候,舒云的父亲是学校政委,对他和严寄洲这样从部队各文艺团体来的艺术家很好。
这样,舒云写了张加毅的故事,也找到了严寄洲。这是2002年,严寄洲85岁。
严寄洲1917年出生在以“沙家浜”闻名的江苏常熟。虽然,1905年中国电影已正式诞生。但在常熟,童年时代的严寄洲并不知道什么是电影。
全家买票去地主家的院子里看了一场电影,这是少年严寄洲关于家乡印象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到了上海,看电影的机会多了,七毛钱的电影看不起,就看一毛钱的。电影循环放映,一毛钱入场,严寄洲可以把一部影片看好几遍。
1938年,国难当头,21岁的严寄洲到了延安;革命熔炉历练十年后,他和“战斗剧社”的战友们创作了歌剧《刘胡兰》,并在剧中饰演反派“大胡子”。在创作和演出中,严寄洲成长为“战斗剧社”的创作室主任。
后来以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驰名的编剧方艾,成了“战斗剧社”一员。严寄洲给年轻人讲话,问:“解放军对那么多俘虏兵怎么进行教育呢?”
——白天上课,晚上看戏。连续三个晚上,先看《白毛女》,再看《血泪仇》,最后看《刘胡兰》。看了三天戏,到了第四天,俘虏就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军队了。
方艾撰文回忆说:“严寄洲给我们上了生动的革命文艺课,让我们知道革命文艺是武器,是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明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我们就是在严寄洲启发带领下进入革命文艺队伍的。”(见方艾《良师益友严寄洲》,载《上海采风》)
解放前夕,方艾等几人协助严寄洲在四川审查旧社会留下来的美国电影,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看积压在成都的美国影片。看一天电影也很累。晚上大伙躺下了,严寄洲和年轻人畅想道:“全国解放后,如果在首都有一家像莫斯科大剧院一样的剧院,能演歌剧、话剧还能放电影,我就去当个经理。那该多幸福啊!”(参阅方艾《良师益友严寄洲》)
观察别人是否上镜成习惯
舒云第一次与严寄洲见面是在严寄洲的家里。刚坐下说了几句说,85岁的严寄洲就换了个位置,仔细端详来访者,看看能不能“上镜”。舒云说:“观察人,已经成了严寄洲的职业习惯。我不可能演电影,但是严寄洲就是这样,对谁都观察,从不同角度观察。”
从小热爱,加上在成都审查影片的经历,使严寄洲逐渐掌握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电影语汇”。1953年,严寄洲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1955年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了首部故事片《脚印》;1957年,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出第一部战斗故事片《战斗里成长》和第一部以残疾人为主角的影片《五更寒》。
《五更寒》是严寄洲指导的第四部影片,公映后反响强烈。有位影评人对严寄洲说:“别人拍一部影片,总希望剧中有英俊的男主角和靓丽的女主角。可是你这部影片却偏偏以一个年老体弱,而且还瘸了一条腿的瘦老头子当主角,真是勇气可嘉。”(参阅严寄洲:《被遗忘的<五更寒>》)
以“肢残人”为主角多年后,严寄洲于1979年创作了以“瞎子阿炳”为主角的《二泉映月》。难怪他以后的作品还获得过“人道主义”优秀影片,他的电影是视觉艺术,但是视觉的“美”不仅仅是外在的“靓丽”和“小鲜肉”,更多的是“以思想内容为根本”的精神追求和美学追求。
在内容第一基础上,严寄洲的电影一样捧红了于洋、王心刚、王晓棠等新中国“明星”。1958年,于洋、王晓棠等主演严寄洲导演的《英雄虎胆》。这一年,王晓棠24岁。片中一段男女主角的伦巴舞,是剧情的需要,同时也给紧张的谍战片以浪漫色彩。1959年,严寄洲导演《海鹰》,选用王心刚和王晓棠担纲主演,这一年,王心刚27岁,王晓棠25岁,他们的青春靓丽照亮了中国影坛,于是社会上传出一句流行语“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
这时,严寄洲大步朝着人生的辉煌走去。
鲜为人知的故事
严寄洲的名作《战斗里成长》《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部部精彩。经过采访,舒云知道了更多精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2年,厂长找到一向非常重视观众感受的严寄洲,问:“能不能拍一部有票房的电影?”。按照一般的生产流程,一部影片至少要八九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次厂里要求压缩生产周期,要求四五个月完成。后来为了档期,进一步提出“3个月完成”的硬指标。
严寄洲以话剧《我是一个兵》为基础,首先改名称。他受喝酒划拳启迪,从酒令中选取《哥俩好》为影片的名字。接着,发掘出在英雄电影《董存瑞》中饰演主角的张良身上的喜剧气质,让张良“一人饰两角”,成功塑造出“陈大虎”和“陈二虎”的艺术形象。他还请端庄儒雅的王心刚为张良配戏,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厂里的任务。张良因此夺得1963年颁发的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严寄洲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在拍摄《哥俩好》的时候,就为后来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做着准备。”舒云这样说。
那时,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在报纸上连载,连街头车夫每天都等报纸,希求一睹为快。《哥俩好》“一人饰两角”为严寄洲积累了经验,他完成《哥俩好》后很快投入《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拍摄,王晓棠一人饰演金环、银环两角,王心刚配戏。影片上映后,轰动一时,成为王晓棠、王心刚的电影代表作,也是严寄洲电影导演的巅峰之作。
在1963年、1964年,连续将张良、王晓棠、王心刚推成“百花奖”明星,导演严寄洲选演员的“老辣”已炉火纯青。所以,舒云写成“严寄洲自述”的第一稿后,取名《慧眼识珠》。
2012年9月,严寄洲获得第21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活了101岁的严寄洲用胶片塑造了无数的英雄形象,不仅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导演,更是人生英雄。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