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嘀嘀嗒，嘀嘀嗒……”9月19日，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从辽宁省军区鞍山第二干休所幽深的院落里传出，听得人热血沸腾。

　　走进院子，只见87岁的志愿军老战士郑起左手叉腰，右手持号，头一仰便是一串清脆的号音。

　　“被淘汰33年后，军号被重新征召入伍！”说起此事，郑老难掩激动，“新闻我都看了，从10月1日起，我军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下达日常作息指令。明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嘹亮的军号声将再次在军营响起。”

　　激昂军号永难忘，铁马冰河入梦来。这些天，郑起在梦中经常被嘹亮的军号声唤醒。现实和历史，一次次冲刷着他的思绪，历史的镜头暴风骤雨般扑面而来。

　　参军当上司号员

　　从未想过，自己大半辈子的军旅生涯，会和一把军号紧紧“纠缠”在一起。

　　“军号就是命令！”郑老激动地说，“从参军那一天起，军号就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14岁那年，郑起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士。部队首长觉得他年小体弱，将他分到团部担任卫生员和理发员，郑起却执意要去号兵班。

　　“那时，部队通信手段简单，军号是主要的通信联络工具，也是部队的特殊武器。”郑老回忆说，每到冲锋时，号兵总是第一时间跃出战壕，吹响号角。

　　部队首长看他态度坚决，批准了他当司号员的申请。当时，每个连都有“司号员”，营都编有“号目”，师团级单位有“号长”。“号长”是干部，负责培训“号目” 和“司号员”。如今，这些称谓已经鲜为人知。可那时，当个司号员是很令人羡慕的。

　　“在战斗中，号兵与指挥员、轻重机枪手一样，通常都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在郑起看来，虽然“司号员”与“司令员”差一个字，级别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身后都是千军万马。

　　郑起被分到团部的号队练吹号，接到通知，他的嘴都乐成了瓢。可学吹号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妙轻松，而是枯燥、单调，甚至痛苦。“为把上百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得天天苦练……”郑起回忆说，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号队长就让他气沉丹田练习“拔音”。

　　“拔音”也是极乏味的事情，从早到晚都是“哆、咪、嗦”3个音符。开始时，使出吃奶的劲儿，憋得面红耳赤，才能吹响那么一两声。后来虽不那么吃力了，但是气短，高音顶不上去，吹出的东西也不成调调。

　　“苦练朝夕，就是为了打仗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遇到什么特殊情况，都能把军号吹响，能准确无误将指挥员的命令传递出去。”郑起严肃地说，战场上一旦吹错，后果不堪设想。

　　号谱有5个基准音，为了打牢基本功，号兵必须从最低一个音符练起，直到练好了5个基准音，才开始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嘴唇肿了消，消了肿。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郑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经常是站在高地迎着大风练号，训练结束小号里都能倒出水来。

　　时隔数十年，郑老仍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仿佛这些曲调早已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这种铜质的金属之声，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语言。”就这样，14岁郑起的军旅生涯从那嘹亮的号音中开始。那时，他未曾想到，他和战友们用这支铜质的武器吹出了撼动山河的信仰号角，吹出了巍巍军魂；他也未曾想到，一把军号伴随自己走完了半辈子军旅路。

　　火线吹响冲锋号

　　电影《集结号》中，团长刘泽水在向九连连长谷子地布置阻击任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到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

　　“有没有听见军号响”，成了谷子地几十年都在苦苦追寻的问题。最终，九连兑现了这个承诺，死战不退的原因只有一个：集结号没响。

　　“战争年代就是这样，一切行动以号声为准！”回忆起过去，郑老又想起了那场战斗。

　　1948年10月1日，郑起奉命随部队向锦州北面重镇义县进攻，遇到敌人猛烈反击。首长命令郑起吹响冲锋号。枪林弹雨中，他艰难地爬到屋顶昂首劲吹。

　　“嘀嘀嗒，嘀嘀嗒，嘀嘀……”铿锵有力的军号声，穿透隆隆炮声在义县上空响起。一批人倒下了，又一批人冲上去，势不可当，排山倒海！

　　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袭来，郑起被冲击波从房顶掀翻倒地。“郑起，快醒醒！”战友将满脸是血、昏迷不醒的郑起送到了后方医院。

　　原来，一块炮弹皮从郑起左耳下部贯穿，所幸没伤到大脑。弹片取出来后，脑神经受到压迫和损害，他时常会感到疼痛难忍。可伤势稍好转，郑起就立即归队，随部队转战南北。

　　战场上对于敌人而言，我军的号声往往意味着失败和死亡来临；而对于我军而言，一声声军号不仅是胜利的前奏，更是军人熔铸于血液中的血性、纪律和荣誉。

　　“战争年代，军号发挥着指挥、通信等重要作用，比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冲锋号、后退号、防空号，此外还有专门用作部队相互联络作战的特殊号谱。”郑老告诉记者，到了战况胶着、敌我双方最疲惫时，甚至是我军面临极其危险处境的关键时刻，雄壮激越的号角总能让人热血沸腾。只要号角声起，革命军人就会英勇无畏冲向敌阵！

　　“嘹亮的军号，承载着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密码。”郑老激动地说，从1927年建军开始，军号就与人民军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历史最终证明，司号制度背后体现的是一支军队的正规秩序和严明纪律。这最终使人民军队在短短几十年里，成长为一支不畏任何强敌的力量。

　　一把小号退敌兵

　　1951年1月3日凌晨，天寒地冻。志愿军39军347团七连一路穿插到汉城以北40公里的釜谷里，接到命令攻占公路边的一个无名高地。

　　战斗在黑暗中突然发起，但七连官兵很快发现，面前的这支敌军不一般：受到攻击后反应迅速、单兵射击极其准确、支援火炮也极为猛烈……

　　连队很快出现大量伤亡，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相继牺牲。尽管如此，其他官兵依然奋不顾身向敌人发起攻击，最终夺占了这个高地。

　　回忆起昔日的战斗，郑老的精神有些亢奋。他告诉记者，那支他们击败的部队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团的后卫分队，是英军乃至“联合国军”的王牌。

　　“当时我们已经控制了来复枪团的唯一退路，上级命令我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坚守阵地，绝不让敌人跑掉。”郑老回忆说，连队尽管伤亡过半，仍打退了敌人连续6次的进攻。最后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就到敌人的尸体堆里去搜寻枪支弹药。

　　看着阵地迟迟攻不下，英军指挥官孤注一掷发起第7次攻击。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敌军终于踏上了志愿军的阵地。只要再前进几步，道路就将被打通。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负重伤、19岁的郑起用足最后一丝力气，跃出战壕，吹响了军号。奇迹出现了：冲上阵地的英军一愣，慌乱中掉头向山下逃窜。

　　“王牌”由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被随后赶来的志愿军主力歼灭。而在七连的阵地上，也仅剩下7名战士，其中就包括最后吹响军号的郑起。郑老说，他是抱着生命中最后一次吹响军号的想法，使出全部力气，吹响了那一次冲锋号。

　　此战之后，这个意志如钢铁般的连队有了一个新称号——“钢七连”。

　　战后，司号员郑起荣立特等功，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他还受到了毛主席接见。而那把军号，如今作为解放军辉煌战史的重要见证，作为一级文物静静地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柜之中。冷峻而深沉的古铜色光芒中，仍然透出摄人心魄、让敌人魂飞魄散的力量。

　　如今，军号的复制品陈列在北部战区陆军某旅“钢七连”连史馆和该旅旅史馆的耀眼位置，激荡起一茬又一茬官兵的忠诚和血性。

　　柏拉图说：“我们若凭信仰战斗，就有双重的武器。”或许，从音乐乐理的角度，人们难以解释冲锋号发出的粗犷之音为何有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

　　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会因为记忆的绵长而遗忘，这一幕幕回忆，燃烧着郑起的满腔热血。“志愿军为何能以弱胜强？”郑老对此感触颇深：“不少西方军史家把原因归结为这支军队执行命令坚决、纪律严明。不知他们是否明白，军号正是这种特质的外在体现。”

　　“军人、军号、军魂！”听，风在呼啸军号响！今天，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一段段经典战例，似乎仍能聆听到远去的号声，仍能感到血脉偾张，那是胜利的凯歌，那是信仰的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