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

　　1937年7月10日，方大曾“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匆匆地告别”，只身来到宛平和长辛店前线。他拍下了一组卢沟桥的照片，并写下了“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的预言。方大曾在揭露战争中被欺凌的民众惨状的同时，还义愤填膺地质问日军假“和平”的举动：“假若忠勇抗战的29军从北平撤退了，而这样大量的日军被容许长驻在华北，那么华北不是就等于伪满和冀东一样了吗？”这篇题为《卢沟桥抗战记》的文章于当天采访返回北平后写成，7月23日寄出，8月1日发表在《世界知识》上。

　　日军援兵随后迅速集结，25日，日军发动“廊坊事件”，26日再爆发广安门冲突。就在中日全面大战一触即发之时，方大曾再次踏上征途。7月2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率部撤出古都北平。撤至保定，记者同行。同是战地记者的陆诒此时第一次见到了方大曾，这位热血青年给陆诒留的印象是，“小方年少，英俊，戴着白色帆布帽，身穿白衬衫黄短裤，足登跑鞋，胸前挂着一架相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30日下午保定遭到敌机狂炸，陆诒结束采访任务乘车回南方，方大曾则继续留在保定采访平汉铁路北段的战讯。同日，守军在日军的重兵反扑中撤出天津南下，至此平津陷落。

　　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在一年后撰文回忆，他收到方大曾的来信，信中称：“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现在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请你为我代找一个岗位。”在范长江举荐下，方大曾成为《大公报》特约驻前线的战地记者，开始了平汉沿线的战地报道工作；与此同时为多家报纸杂志投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身份像是现在更为流行的“自由摄影师兼撰稿人”。

　　1937年8月，南口战役爆发。9月底，保定失守。在这期间，方大曾奔走于南口、保定、居庸关、太原、大同之间，陆续发出《从娘子关到雁门关》、《血战居庸关》、《保定以北》等通讯报道。范长江回忆道，小方允诺他将“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他独自一人到保定、南口一带采访。“果然他来了两篇通信，那时他是平汉前方唯一的记者，所以通信很生色。”

　　1937年9月在太原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上，还有人最后一次见到了方大曾，当时的他“意气风发，信心十足”。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他《平汉北段的变化》通讯，这篇落款标注为“9月18日发自蠡县”的文章，成为他见诸报刊的最后消息。范长江回忆，此后多年间，他的父母、姐妹、朋友等不少于千人向他打听过方大曾的下落，但多年来未曾寻获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关于方大曾最后活跃的时间说法不一。《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18日由蠡县发出，而他又于当日出现在了太原的“九一八”纪念活动上，两地相隔数百里，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同日往返极不现实。也有人说1937年底至1938年初，方大曾还曾与位于武汉的全民通讯社保有联系，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史料证实。无论如何，方大曾的生命与他的一幅幅照片永远定格在了25岁那一年。

　　■记录

　　出身于外交世家的方大曾，自小开明的家庭氛围支持他走上了摄影道路。妹妹方澄敏曾撰文回忆：“读小学时方大曾就喜欢摄影，母亲坚持花7块大洋，给他买了架相机。

　　在上大学之前，他就开始以“小方”为笔名，四处投稿，得来的稿费再去买胶卷。稿费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是将一套“四子王府结婚礼”组照寄给一个英国杂志社，那次的稿费足够他买一架高级“禄莱”（Rolleiflex）相机。

　　1935年，刚从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方大曾，应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后来又去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不久，中共地下党组建的“中外新闻学社”（后来的“全民通讯社”）在津成立，他加入该社担任摄影记者。至此，他的活动区域不仅仅局限于平津一带，还遍及冀、晋、察、绥等地。他积极报道学生活动，常常跟着北平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前前后后跑来跑去拍照。“‘九一八’以后小方好像天天都在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常常只带了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就离开家了。”妹妹回忆道。过多的野外工作使他没有时间待在暗房里，协和胡同10号方家大院里的一座木灰房子是他的暗房。这座灰房子后来成为方大曾失踪后母亲思念儿子的唯一寄托。母亲在大院里守候了32年，最终也未能等回儿子。

　　方大曾作品的平民气质与当时摄影的大环境显得格格不入。1936年以前，他的镜头下，呈现的是胡同口的车夫，码头的纤夫，流浪的乞丐；记录的是孩子们爽朗的笑，以及北方社会中一个个普通家庭的生活场景；他记录学生集会，揭露冀东伪政权下的黑暗社会。方大曾的取景框中，传递的是一种对人文和风景直接和深刻的观察。一张张摄影作品就是他对当时社会的精彩注释。

　　方大曾在绥远前线采访写下了《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两篇对战场的观察后，他不满足于此，选择骑马前行，开始了“越过集宁与陶林间的大青山，经乌兰花大庙百灵庙等处，横穿一段所谓‘后草地’地带”的宏伟计划，欲更全面地呈现战区正在发生的一切。途中他记录了矿工的艰苦生活、考察当地畜牧业以及没落的喇嘛庙和兴盛的天主堂。1937年1月6日至8日的三天内，方大曾和卫兵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凭着顽强的意志和超强的方向感，在刺骨的寒风中穿越灰腾梁，到达了陶林县。在一张他拍摄于陶林县政府大门的照片中，看到的是红格尔图战役胜利后头戴皮帽、身穿大衣、肩挎钢枪、精神抖擞的中国士兵的真实写照。

　　方大曾的摄影生涯本就短暂，又逢战争爆发，时局动荡，得以保存下来的底片不多。他的一部分作品自1928年起就开始发表在各大杂志报纸，直至1937年失踪。未发表的底片则保存在北平家中的两个木盒子里，其中一个盒子里遗留的是他对“卢沟桥事变”的记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底片，都是这个木盒里的。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二部图片室主任杨红林介绍说，它们也是经历了不少曲折才得以保存的。2006年方大曾家人将底片悉数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共837张。（图片出自杨红林著《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