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世纪，古史传说中夏王朝的开始。

　　公元后21世纪，夏朝的存在终于得到证实。

　　“对中国考古学而言，夏的存在长期被视为‘哥德巴赫猜想’。如今考古、文献史学、测年技术等多学科证据使猜想冲破迷雾，夏朝从传说迈入信史阶段。”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

　　寻找夏墟

　　1959年4月，71岁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夏文化遗迹。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就这样开始。

　　“考古大发现大多出于偶然，但二里头遗址是个例外。”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说，正是在徐旭生寻找夏墟之行中，不断带给世人惊喜的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了。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禹征三苗……这些深植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长期以来，夏存在于后世文献的记载和民间传颂中，始终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兴起的疑古思潮，更是对夏的存在提出诸多疑问。

　　“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针对学界争论，1924年发表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中提出倡议。

　　安阳殷墟考古证实了司马迁笔下的殷商历史，令史学界大受鼓舞，寻找夏墟被提上日程。徐旭生率先奔向传说中夏朝城市最集中的地区，即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

　　经过1个多月密集考察，徐旭生发现了20余处遗址和自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陶片、石器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一处遗址。

　　“60年来，二里头遗址发掘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文物数万件，成为寻找早期王朝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许宏说。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夏王朝的社会生活图景，让曾被认为是虚构的历史变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刚刚建成开放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使人们得以初步领略这处王朝大都的辉煌气象，随着发掘研究的深入，夏王朝的面貌会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古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在地域和文化上非常接近。二里头遗址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曾经辉煌荣耀的王朝气象。随着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逐渐为我们勾勒出夏王朝时期的文化面貌。

　　“至此可以作出论断，由文献史学、考古学、测年技术科学等学科合作研究的结果证实：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客观存在的，夏史是基本可信的。”李伯谦说，这个论断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也被了解考古材料最新进展的国际学者普遍接纳。

　　赫赫夏都

　　漫步二里头遗址，以二里头台地为意象设计的博物馆，瞬间将人的思绪拉回3000多年前威仪四方的夏代都邑。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等2000余件藏品，以及复原展示的宫殿遗址、城市主干道网和古洛河景观，以冰山一角显露华夏第一王都的辉煌气象。

　　“这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源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介绍，在多学科协作下，已初步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据学者估算，其繁盛时期有2至3万人，应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数最多的城市之一。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是当今学术界主流观点。

　　“多重证据相加，现在已经非常靠近肯定的结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曾在二里头遗址从事考古工作10余年，亲历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祭祀遗址的发掘。

　　遗址的“中国之最”，折射赫赫夏都风采。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2004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座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的宫城，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虽然约为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自二里头宫城始，‘建中立极’‘明贵贱、辨等列’这套营国制度逐渐大行其道。”赵海涛说，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具有标尺性意义。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

　　2001年至2004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钻探、发掘出井字形大道，明确了城市规划、布局的框架。大路最宽处达20米，相当于现代公路4车道。在这条路上还发现了双轮车辙痕，比此前公认为最古老的车辙还早数百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色彩绚丽、纹饰精美，得益于技术先进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考古人员在宫城遗址以南发现了近2万平方米的青铜铸造作坊，陶窑、坩埚、铜矿石、木炭、陶范等一应俱全。

　　二里头中原王朝的贵族阶层优先用青铜制造祭祀礼器和近战兵器，青铜器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一件长70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何以“中国”

　　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年至3500年，在此之前，已经存在良渚、陶寺、石峁等高度兴盛的早期文化。然而，二里头，为何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态势犹如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稀’，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许宏说，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二里头遗址的独特之处也在于此。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些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用于饮酒礼仪的盉、爵，是以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贵族墓中的玉鸟形饰，类似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鹰纹玉笄；贵族随葬的海贝，则来自热带海域……

　　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强力向外大范围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而二里头文化代表性玉器牙璋，更以强者姿态，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的辐射与影响。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及越南等地出土的牙璋，与它一脉相承。

　　“这种既能吸纳融合，又能强力扩散的气度和能量，充分彰显了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无与争锋的强者与核心地位。”许宏说，二里头通过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60年来，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焚膏继晷，逐步揭开了3800年前“最早的王朝”的神秘面纱，使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逼近真相。如今，学界公认，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主根，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二里头的宫室制度、中轴线、多重院落等都对后来的商、周礼仪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明清时期的紫禁城，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60年，它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国民所了解。”王巍说，应该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开放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和还原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王朝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作用，让更多人了解，从而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赵海涛表示，二里头遗址虽然发掘了约60年，但是考古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