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史是风俗史

　　书中所述诸多婚恋人物经历，实证了民国时代订婚习俗的演变过程：最初是传统的包括指腹为婚、娃娃亲在内的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就决定了男女之终身大事；接着是订婚之前家长象征性地征求意见，当事人即使不愿意也“反对无效”；再后亲友于喜寿筵席等场合创造机会，让适龄青年男女相互“看人”；最后则是双方自由恋爱，然后倒炝锅找媒人说合，订婚仪式则仅具象征意义了。订婚和结婚之种种仪礼，也逐渐从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变得越来越简洁利落，中式婚礼外又有西式婚礼或中西合璧婚礼，而且还出现集体婚礼、空中婚礼，乃至各种少见多怪的婚礼，彰显着当事人迥异的性情，更吐露着时代进步的气息。

　　1931年，段祺瑞族侄段茂瀚的婚礼，巨型红色电管双喜字吸引大量路人围观，可知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1935年，天津南开学校才女包经第与吴京订婚，仪式就是东兴楼饭庄的一顿饭，但婚书却来自吴京原籍江苏吴县，一对古色古香的龙凤贴，时尚之中仍保存有传统。至于婚礼简办则渐成潮流。婚事简素的榜样，还有《北洋画报》经理谭林北与体育健将郑慧瑚，两人也广发请柬邀集亲友，但也只字未提结婚之事，现场仅证婚人管洛声及来宾吴秋尘、王伯龙做简短讲话，双方父母始终未发一言。还是1935年，在天津宁园举行两场集体婚礼，计有15对新人参加，而同期上海的集体婚礼新人多达148对，由此可见津沪两地风气开化之后先。

　　婚恋史是文化史

　　文化人的婚恋总易于被记录并传播。特别追求个性的文化人，更为婚礼注入诸多文化“元素”，成为考察民国文化圈的绝佳史料。作家吴云心与孙秀兰的婚礼极尽简单。吴是鬻文为生的报纸副刊编辑，孙是无依少靠的东北流亡学生。1936年10月8日，两人在法租界登瀛楼摆下喜宴，这个仅准备一天的速成婚礼没有仪式，只请《益世报》主笔罗隆基证婚，朗读一下婚书即告礼成。不过婚礼之文化因子不低，文艺界来宾多达150人。画家王君异与黄雪颖合卺，将文人率性演绎到极致，非但双方父母尽行缺席，而且现场无装饰、无婚书、无礼金，直截了当一吃而散，成为友朋聚会似的“三无”婚礼。

　　1932年，画家童漪珊与沈慧华结褵，一场婚礼几成文艺家聚会。摄影名家林汝福、王墨林全程摄影，画家孙之俊为新人作漫画，而新郎更为新娘作漫画。司仪为严修之孙女“海怪”严仁颖，纠仪原定体育名家赵泉，又改张伯苓之子“陆怪”张希陆，结果身长“高于电杆”，与偏矮之新郎不大协调，再改为左与諟。伴郎王世瑞，伴娘包经第，散花童子冯健凰，牵纱童子冯健麟。教育家张伯苓以天津话证婚，幽默风趣引来满座笑声。喜宴之后举行滑稽游艺表演：严仁颖、左与諟、包经第、左小蘧演《童家乐》四簧，“海怪”和“陆怪”合作魔术，孙之俊一身三角客串《鸿鸾禧》，张聊公表演《黄鹤楼》，王炳南表演《连环套》，李信甫表演《八大锤》，江文兰则演唱《毛毛雨》，另有体育名家李世琦的梆子和蹦蹦等。画家赵望云自始至终操琴。这个高端的主持和演出阵容，不逊于一场大型晚会吧！

　　婚恋史见证社会史

　　书之开篇从征婚广告谈起，记蔡元培和章太炎征婚之不同，亦可见女权进步之不易。蔡氏虽旧式科举出身，但支持维新提倡西学，征婚的五项条件很是开通：女子不须缠足、须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夫妇不合可离婚——体现了男女平权思想，甚至对女性更为有利。章氏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却要求女方是大家闺秀，能写小文章，婚后居于服从地位，显然还未脱离所谓三从四德。书中堪作社会史料的婚恋故事非常多。1931年11月8日，天津同时举行两场豪华婚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三弟张学曾娶蔡绍基之女、天津电话局局长段茂澜之弟段茂瀚取张国淦之女。当晚8时，日本人策动“便衣队暴乱”，枪炮之声彻夜未息。两场婚礼虽匆促结束，但终归有惊无险。其后大户人家纷纷避居租界，没有足够房屋可租，一时旅馆全部爆满。而普通老百姓呢？只好清理家中人口，有谈婚论嫁之女还未过门的，急雇小轿送到夫家，非但“六礼”不具，嫁妆也都免除，以至于街头不时可见小轿往来。有人用“满城飞炮火，比户有鸳鸯”来调侃，但无奈之举和惨凄之情，实在让人笑不出来。

　　数十段民国婚恋故事，映照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也反射着阻碍进步的灰暗光华。《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并非学术著作，但却有着学术意义——它昭示出多元的研究方向，也提供有基本的研究资料，还能予人以有意味的启迪和思考。写婚恋而不拘泥于说婚恋，谈故事而不单纯地讲故事，这其实才是本书真正价值之所在。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