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路途遥远，路费太高。古代官员到何地赴任，一律由朝廷根据需要派遣，不能自行决定和选择。那时，无论官员赴任、士子科举赶考，还是出外经商，往来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牛车或驴车，甚至只靠自己的两条腿；道路呢，崎岖坎坷，翻山越岭、趟水过河也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路途中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唐代，一般一匹马负重100斤，每走100里，价格是100文。假设一人一马要走300公里的路程，大概就得600文。古时，马的速度大约是每天70里，那么，这一趟旅程就得花10天左右的时间。再加上这十来天路上的吃住等费用，大概要花将近1000文钱，也就是一两银子。按照唐代工资标准，像九品芝麻官那样的基层公职人员，月薪不超过半两银子。所以，若想乘坐马车回家，两个月的工资就没了，他们不心疼吗？也有人乘坐的是牛车或驴车。据《唐六典》记载，雇驴车装满行李走100里地的路费是900文，如果走山路则上涨到1200文。相比之下，就地过年不仅能省下一大笔钱，而且免去了舟车劳顿的许多辛苦。

　　其次，来回一趟花费的时间太长。就算不差钱，古人出一趟远门，花在路上的时间少则半月，多则半年，很不划算。大明弘治十一年腊月初，告老还乡、准备回家过年的内阁首辅徐溥从北京出发，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徐溥是江苏宜兴人，那个时代从北京到宜兴，最佳路线是乘船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腊月二十七，徐溥终于回到了家中。这一趟“春运”，仅单程就用了将近一个月。后来，徐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感叹说：“这一路折腾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这一年，徐溥71岁，身为内阁首辅的他风光退休荣归故里，一路上的车马行船想必不会太差，即便如此，也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而普通人哪有如他一般的交通工具，所以花费的时间就更长了。若想回家过年，常常是还没回到家呢，假期就已经快到了。如此这般，让很多古人就地过年变成了常态，在“岗位”上一待就是好多年。有多长呢？这么说吧，有人连自己媳妇儿长什么样子都忘了。

　　再者，回家过年的行李、礼物太重。因为旅途花费时间长，出发时雨雪霏霏，而到达时杨柳青青，都极有可能。所以行囊中的衣服厚的薄的都要备上。不仅如此，古时有些客栈还不提供寝具，也得自带。除此之外，行囊中还得带上吃的。不是所有人都有“经济实力”顿顿吃客栈里的饭菜，况且古时在长途行旅中总会经过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那时连“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小旅店也是奢求，只好掏出干粮，配着咸菜（多数人带的是咸菜，稍微富裕一点的会带些鱼干肉干类的）填饱肚子了。

　　有时候古人出远门甚至连夜壶都得自备。古代服务业不发达，繁华地区的客栈兴许会配备恭桶，但偏远客栈的设备就没有这么齐全了。倘若住了进去，半夜想上厕所，这时才发现，辛辛苦苦背了一路的夜壶，派上大用场了……对于古人来说，出一趟远门无异于一次长达数月的“搬家”旅行，难怪那么多人愿意就地过年呢。

　　另外，过年时给皇帝磕头、给上司拜年以及被迫加班，也是古人选择就地过年的原因。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元旦大朝会，车驾坐大庆殿。百官皆冠冕朝服，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宋代大年初一要举行大朝会，文武百官都要参加，皇帝端坐于大庆殿，殿外广场上的文武百官、各国使臣、皇子皇孙则排列整齐，在赞礼官的引导下给皇帝磕头、并高呼万岁。这种活动可不能轻易缺席，因此老家不在京城的官员，就别想回家过年了，得老老实实待在京城。

　　有些官员，特别是一些新人过年时则需要在岗值班。嘉祐六年，25岁的苏轼应中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第三等的最优成绩，这成绩不仅是当朝最高，也是宋朝三百年间唯一一个。即使如此，过年时作为新人的苏轼也得履行值班任务。为此他曾写《守岁》诗：“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当时苏轼的父亲苏洵与弟弟都在京都汴梁，苏轼一人在外地过年，虽心中落寞，但依然安慰自己要安心就地过年。

　　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有年冬天来到云南鸡足山，借宿寺庙。一日外出时僧人告诉他：“明日是除夕。”徐霞客这才惊觉已到了年底，不由“为凄然者久之”。但很快，他凄凉的心情就被旅途中新的见闻而冲散——徐霞客结识的新朋友，邀请他除夕夜到家中做客。二三好友，围在一处烤土豆、煮青菜，粗茶淡饭却有滋有味；山中茅屋虽小，却古朴雅致、窗棂明净。这一年，徐霞客在乱山深处度过了除夕夜，但他却觉得“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新年的第一天，天还未亮时，他站在窗口向外看，满天星辰似触手可及，山下朝山者的火把彻夜不熄。徐霞客心喜，便是“月下瑶池，蓬莱风景”，也不过如此了吧……（据《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