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包

  书包是用来装书本文具的物件。说起来我也是念过十几年书的人了，却从来没用过书包。

  刚解放那年，国民党时期办的陶卜齐完全小学散伙，新政府办的学校还没有办起来，村里有两位热心乡村教育的文化人就分别办起了私塾。一家就办在我家后院的三间空房里，老师叫崔俊盛。没有书，老师就让我们十几位学生带《百家姓》《三字经》，有一位带了《论语》。院里有一个不种花的花池。每天除完成规定的背书任务外，老师也教我们写生字。没有纸和笔，就在平铺了干净沙子的花池里用木棍写。每人各拿一本书，都没用过书包。

  新学校办起来，一年级学生入学考试是在一个架高了的铁沙盘里写字，排队写：人、手、刀、尺。我们都顺利入学。一至四年级是语文、算术两本书，作业本是用“有光纸”裁成32开订成的，两本，只用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增加了一支钢笔，一个带格的作文本。五六年级增加了历史、地理、自然三本书，不留作业。语文、算术留作业也很少，晚自习就完成了。放学以后，学习用品都整齐地放在书桌里。偶尔有需要往家带的书和本，也只用手拿着，不用书包。遇到下雨天，我就把书本夹在衣服里，紧贴肚皮。上到四年级，比我大4岁的姑姑凭着在解放前念过两年书和一本字典，插班到我们班，她也没用过书包，只用奶奶给的一块小花布拿书。小学6年，村里的学校夏天还放农忙假，冬天上学是“一老晌”，早上去学校，中午不回家，下午3点放学，书本文具大都放在书桌里。饭后，就完成“家长作业”：割草喂猪羊，砍柴供灶火……

  1953年夏，我和姑姑同时考入归绥市一中（今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跑校生变成了住校生。书本多了，作业不多，晚自习完成作业后，学习用品都放在书桌里。下午、晚上的自由活动时间，同学们都在操场上锻炼，阅览室看书，或者到图书馆借几本课外书回寝室看，也都不用书包。我们班跑校生只有冀正、李其华、常新考、于全河等六七个同学用书包，每天上下学也只带几本当天用的书，其他的放在书桌里。

  1956年，我上呼和浩特第一师范学校，住校，书本也放在书桌里。有一年暑假，我怕回农村无书可读，向宋承尧老师借了十几本课外书，是用褥子包起来背回家的。后来学校选送我们十几个师范生直接升入呼和浩特师范专科学校，学习、生活和在师范时一样，不用书包。

  1960年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东胜，一卷行李，什么都包在里面。半年以后才买了个包——提包。寒假暑假往返探亲上班，就用这个包。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范大学）函授后期本科集中面授时，住校，也用这个包。

  后来，孩子上学了，跑校，早早给他买了新书包，装两三本书，一个铅笔盒，不重。

  再后来，孙子上学了，跑校，他妈妈早早给他买了新书包，随着年级升高，书包里装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书山（课本）有路”，还可顺路而行；可再加上五花八门的教辅教材，名目繁多的练习册、课课清、模拟卷……“题海无涯”，波翻浪涌，每当我看到小学生们上下学背着沉重的书包，我这个没用过书包的老学生，不但不羡慕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好书包，反而替他们发愁。

  2016年11月18日《北方新报》发表过报社首席记者张弓长的新闻调查《沉重的书包》。文中写到“六年级学生的书包大多在6至8.5公斤。”有一位学生的“大书包竟然重达9.14公斤。”“记者打开了一名五年级小学生重达7.35公斤的书包，看到书包内除了31本书籍和作业本之外，还有文具袋、彩笔盒、水杯、上计算机课时使用的鞋套。”《沉重的书包》一文中还写到，记者采访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张晓蕾时，张科长表示，“书包过重，自然会影响小学生们的身体正常发育，相关各方应该尽快想办法把书包的重量减下来。”记者还采访了内蒙古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于少飞，于医师表示，“书包过重会让骨骼受损。”“每天背着过重的书包行走，不仅会引起脊柱侧弯或者驼背，还会对身高的正常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早年，我跑校上学、住校上学的事，不想再多写一字，如今，如何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减轻书包重量，是到了每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和所有教师非考虑不行的地步了。文/禹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