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背后的 腐败案

湖南洞庭湖畔有一座岳阳楼，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范仲淹为岳阳楼写过一篇《岳阳楼记》，传诵千古。不过，许多人未必知道岳阳楼的重修，却是因为一件腐败案。

遭弹劾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是一位有着豪侠气概的士大夫，能领兵杀敌，喜结交朋友，行事豪迈，出手慷慨，常一掷千金。

庆历三年（1043）九月，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之前担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时，“用过官钱（公用钱）16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公用钱有时也被写成“公使钱”。但是，在宋代，“公用钱”与“公使钱”实际上是两回事，只不过常常被人混淆了。公使钱是朝廷拨给官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500贯至2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

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

既然有御史弹劾滕宗谅滥用公用钱，仁宗皇帝便委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鞫其事”，将滕宗谅从庆州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受调查。滕宗谅闻讯，“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焚烧掉。他也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才动用了3000贯公用钱。

两种意见

其实，以滕宗谅花钱豪迈的性情，交游又广，“间以馈遗游士故人”，经手花出去的公用钱，肯定不止3000贯。但若说滕宗谅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那显然也是不实之词，因为朝廷拨给泾州的公用钱数目都不可能有16万贯之多。滕宗谅本人并不贪财，只是花费公款一直大手大脚，去世时身无长物，“及卒，无余财”，生前他经手的公用钱，应该都用于公务接待与馈赠游士故人了，而非入了他私囊。但说他“枉费公用钱”，却是确凿无疑的。

那么应该如何处分滕宗谅呢？朝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时任枢密使的杜衍力主从严处罚，“欲深罪滕宗谅”。杜衍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滕宗谅滥用公款且烧掉账本的行为，显然是对国法的挑战。

参知政事范仲淹与谏官欧阳修“则力争而宽之”，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入己的行为，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范仲淹还告诉仁宗皇帝：他和韩琦以前在泾州时，也是这么使用公用钱的。如果这么做有罪，那么请皇上“将臣与韩琦用钱事状，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之言，对滕宗谅从轻发落，夺一官（降一级官阶），徒知虢州（今河南灵宝）。时为庆历四年（1044）正月。

但是，仁宗的这个处分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反对。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谅不已”。最后，宋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北宋时，岳州差不多就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宗谅到底是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恶水。他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

皆称其能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自己掌管这笔巨款，“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按王拱辰的说法，滕宗谅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