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棱镜与历史之光 ——读长篇小说《河套母亲》 ◎李邨南

《河套母亲》这部小说的款式是多少有点老派的，从故事、风格到语言，甚至书的装帧设计，都没有任何“时髦”的腔调，而且，在我看来，作者似乎也没有要赶“时髦”的念头，相反，他以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履行着文学固有的使命，质朴地书写了平凡的女性在宏大历史中的跌宕起伏，以及她们令人感动的善良、隐忍和不屈。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以革命和革命者为主题的作品。当小说里最重要的革命者石贵元正式露面时，他已经是老干部石健了，而此时，小说和他一样，也已走到了故事的尾声。但有意思的是，石贵元的身影、他的命运，从小说一开始就挂牵在读者心头。我们一打开书，就知道在正月十五的黑夜里他被五花大绑地抓走了。接下来，石贵元的母亲白三女、妻子郝玉润便被抛入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洪流之中，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她们在半个世纪的历史漩涡中沉浮、坚韧地与命运搏斗，而那个一直没有露出正脸的石贵元，一直出现在她们梦里，活在她们心中，她们其实是为石贵元或者革命而活的，她们的生活被革命深深地影响着，而把她们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影子一样的石贵元。在没有石贵元的日子里，白三女和郝玉润像一面镜子，映射出革命者石贵元的人生，映射出河套平原的世道人心，也映射出了中国革命的模样。

同时，石贵元的个体生命历程又折射出我们民族的一部革命史诗，在他的母亲、妻子、孩子、战友甚至敌人的旁叙中，我们知道他从一名进步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从河套来到东北，又去苏联工作了几年，回国后到南方工作，后来又调回北京。《河套母亲》像一个棱镜，对一段革命往事作了多重艺术折射，在把历史之光分离出不同色彩的同时，使那些铁与火的往事更富有人性的深度。

记得黑格尔曾这样说，古代艺术品无法被修复，因为那种“对神灵的崇拜”和“有生气的灵魂”，由于“周围世界”的变迁而“没有了”。有形的艺术品尚且如此，无形的岁月更不待言。不过，《河套母亲》这部作品，却以文学的魅力多少完成了修复缺失了的“周围世界”的部分工作，这不但为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坐标，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在沉浸入文字时，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氛围。这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得益于小说浓郁的乡土语言特色。看得出来，作者对河套平原的历史、风物、人情十分熟悉，因而才能圆熟地使用当地的方言，比如“眊眊”（望望）“阳婆”（太阳），也恰到好处地跳出故事介绍河套民俗，比如河套烩菜的做法，再如“当年河套农民穿衣，大多是老虎下山一张皮，夜晚睡觉时，上身往往穿个红布腰腰盖住肚子，下面反倒脱了裤子就是光身”，这些艺术处理不仅使小说富有泥土气息，而且让读者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因陌生感而带来的阅读兴趣，作品也就更加丰厚耐读了。

不过，与语言特色相比，更加重要的是作者对历史曲折性的深刻把握。《河套平原》在浓墨重彩地展示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海面的同时，又不露声色地把风浪中隐隐绰绰的暗礁准确地指给读者看。石贵元在东北工作时和一个叫戈晴的女人有了关系并结了婚，作出了不再回老家见原配妻子的承诺，还写来一纸文书，和苦苦在河套等他的郝玉润离了婚，不但给郝玉润造成了痛苦，还给自己留下了终身愧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并没有刻意渲染这些情节，只是按照故事自身的逻辑，平缓地加以讲述，但对中国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些曲折在历史上都曾真实出现过。而我们同样知道，真实的历史从来就是以反复、曲折的面貌示人的，掌管历史的克丽欧女神最不愿意按照人们美好的愿望行事，不过，非目的性的历史最后又往往以合目的性地呈现，这大概是历史魅力之所在，也是作家艺术家愿意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她的原因之一吧。

如果说，《河套母亲》对河套平原风情画的细腻描绘，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厚度的体察，那么，小说对革命历史复杂性的深刻展现，则反映了作者对历史深度的洞见。也正是如此，虽然小说在局部结构上仍有枝蔓拖沓之感，情节上也多少还有裁剪的余地，但已足以令我们读懂以白三女、郝玉润为代表的河套母亲乃至中国女性的高洁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