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图鎏金银壶（如图）口径7.6厘米，腹径12.2厘米，辽代，赤峰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质鎏金，直口高颈，肩部折棱，其造型显然受到粟特银器的影响，同时也是吸收突厥金银器文化的结果。主题花纹是8幅孝子故事图，说明辽早期契丹贵族已经接受汉族儒家的孝悌观念，主题花纹周围饰折枝花卉，腹底饰仰莲纹。

　　鎏金银壶颈部刻有4幅孝子图，分别为扼虎救父、闻雷泣墓、刻木事亲、为母埋儿。扼虎救父讲的是晋朝时，一位叫杨香的孝子，14岁的时候就经常跟着父亲去田里收割庄稼。有一天，突然一只老虎把他的父亲衔去。杨香手无寸铁，不顾自身的危险，立即爬上虎背，紧紧扼住老虎的脖子，老虎终于松口逃走，他的父亲也就脱离虎口，保全了性命。闻雷泣墓讲的是战国时魏国一个名叫王裒的人，侍奉他的母亲特别尽孝道。他母亲在世的时候，生来就很胆小，惧怕雷声，王裒经常在打雷的时候，到母亲身边给其壮胆。母亲去世后，王裒把她埋葬在山林中寂静的地方，一到刮风下雨听到震耳的雷声，王裒就奔跑到母亲的坟墓前跪拜，并且低声哭着说：“儿王裒在这里陪着您，母亲不要害怕。”刻木事亲讲的是东汉时期丁兰，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埋儿奉母讲的是晋代人郭巨，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鎏金银壶腹部也刻有4幅孝子图，分别为拾椹供亲，扇枕温衾，卧冰求鱼，芦衣顺母。拾椹供亲讲的是汉代人蔡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椹母子充饥。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椹和黑色的桑椹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椹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椹留给自己吃。”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扇枕温衾讲的是东汉人黄香9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汉安帝时任魏郡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卧冰求鲤讲的是晋朝人王祥，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亲和继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20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芦衣顺母讲的是春秋时期鲁国人闵损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3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孝道”源于原始的氏族社会，发展和强化于封建社会，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孝道教育中主要指的是“孝悌”教育。对父母的孝敬顺从曰“孝”,兄弟间的尊敬和爱护曰“悌”。进行孝道教育,不仅可以维系家庭和睦、协调社会关系有序发展,而且还可以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因此,它一直被人们奉为日常行为的准则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加以遵循。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把孝道作为伦理道德之本和行为规范之首来全力推崇。

　　在辽立国前的一个半世纪,即阻午可汗时期，契丹先民不仅已有了自己的“孝悌”行为和观念，而且很重视孝道教育，并使之深入人心，成为契丹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标准。契丹建国后，统治者为实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在原生尽孝行为和观念的基础上，又完全移植了中原王朝传统的孝悌行为和观念。他们通过统治者的率先垂范、诏令嘉奖，着力宣传汉儒伦理道德观念等，全面推行孝道教育。因此，“于家存孝,于国尽忠”成一代之风气，巩固了辽朝社会的统治基础，终使辽代政权垂续20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