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您还记得娶我妈是哪一年吗？”面对我的提问，93岁的父亲怔怔地看着我，似乎感到问题问得有点怪，但当他看到我专注地望着他的脸，认真地等待着他的回答时，他把头扬起来，浑浊的眼球望向天花板，好像那里有尘封多年的记忆。良久，父亲终于说出一句：“五零年。”我问：“肯定吗？”父亲重重地点点头。
其实，父亲1950年娶我母亲，这个答案我是早知道的。只不过我是想找些话题和父亲唠嗑。母亲1994年去世后，二十多年里父亲的孤独、苦闷是免不了的。前些年，父亲尚可与老人们玩玩纸牌、麻将，但大家总是嫌他打得慢，后来也就没人愿意跟他玩了。再到后来，随着耳朵走背，周围人跟他说话的也没有了，我给他买的手机也用不上了，最近五年里他基本上不与儿女们主动说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一个人毫无表情地盯着电视，或者茫然发呆。我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对老少群体都有过深入采访，深知当今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吃、穿、用等物质层面，而是孤独、寂寞、自卑等精神层面的问题。所以，每当我把父亲接到家里来住的日子里，我总是尽量减少应酬，在家里陪着老人说说话，趁着妻子不在的时候，还会问一些傻傻的问题。
父亲出生于军阀割据的1925年，本姓张，居武川县庙沟地区口子上村。5岁，遭遇民国十八年（1929年）大旱，6岁时奶奶迫于生计带父亲后嫁土城村贾氏，取名贾红世。
解决了饥饿的父亲在秀才继父的抚养下，上过短时间私塾，虽然识字不多，但父亲颇喜欢文化人，喜欢听古书。父亲的记忆力惊人，他听过的古书，能完整复述，再讲给其他人听，且人名、地名、情节、人物关系、因果联系基本不差。记得我14岁那年，父亲给远房亲戚讲《汉墓出土》，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听得我热血沸腾，听得亲戚住在我家都不想走。事后，我好奇地问父亲他讲的这些出自何处？父亲说是听我远房舅舅讲过一回。在父亲影响下，我小小年纪时就对历史书情有独钟，1982年考大学时竟然连着报了两个历史专业。
父亲生于农家，长于山区，从15岁起，就替代爷爷独立支撑起全家的生计，正式开启了一个中国普通农民的梦想之旅。无奈日寇铁蹄下的阴山南北，兵匪横行的前山后山，哪里有一块安静的田地可以任农民自由耕种？目睹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战乱现实，父亲只好在远离村庄的南山脚下挖了两孔窑洞勉强栖息安身，渡过了八年野人般的生活，直到日寇投降。
精于打算的父亲以地种粮，以粮扩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发展到了一百多亩耕地，俨然当地一个新兴的小地主。不过因为其中大部分地买来时间并不长，且主要由自己耕种，没怎么雇人，也就是没产生剥削，所以土改时父亲被划成了下中农。
谈起村里的风云世事，半个多世纪后父亲仍然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曾几何时，父亲那辈人，白天要应付村里的日本人和伪军，出门走亲戚还要经过国民党军的防区接受盘查。介于武川、土默特、固阳交界的土城村因其区位特点成为多方势力的敏感结合部，所以，当年的老百姓们不得不踩着三颗鸡蛋提心吊胆地生活，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对而丢了性命。若干年后，父亲经常旧事重提告诫子女们，要与人为善，要给人留有余地。要堂堂正正，不能摇摇摆摆。
对于那些运动一来就去当急先锋的人父亲非常反感，对他们总是敬而远之。父亲经常回家唠叨，“村里村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出那风头干甚？本本分分做个庄户人不好么？”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陕西作家陈忠实写的《白鹿原》，才理解了看惯浮沉、看淡诱惑、看透世事的关中农民白嘉轩的处事风格，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相信，白嘉轩的形象正是父亲一类中国农民传统文化性格的真实写照。
如今，父亲已经迈过93岁，摇摇晃晃来到了生命的尽头，今年入冬以后，我再次把父亲接到家中时，父亲反应迟缓，行动已经极为困难。从床头到卫生间，右手拄杖，左手扶墙，颤颤巍巍、一步三晃，中间还要停下来长长地喘气。我在换洗父亲的衣裤时，手摸到了他干枯萎缩的小腿，摸到了明显浮肿的脚面，我的泪水不由得涌出眼眶，这还是曾经带我挖药材，上山下山健步如飞的父亲的那双腿吗？这还是当年身背40斤炒面，翻山越岭，日行百里去察素齐为儿子送干粮的父亲那两只脚吗？我眼含热泪望着已经风烛残年的父亲，一种沉重的惭愧和自责涌上心头，哽咽在喉头，久久挥之不去。
我惭愧，父亲对考上大学的我曾寄予厚望，但到他临走前也没能看到我大富大贵。
我惭愧，父亲对儿女的付出是那么的无私伟大，而我所能尽的孝极为有限。
我惭愧，父亲虽然是一介农夫，但在许多方面我至今都无法超越。
父亲是卓越的家庭管理者和生产组织者。父亲成家时比母亲大了整整10岁，但这并没妨碍他们相濡以沫，恩爱一生。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吵过架，大事情上母亲从来都是让父亲拿主意。亲戚上门，母亲如何安排，父亲也从没意见。尽管那个年代各家口粮有限，日子过得紧巴，但我家弟兄姊妹五个基本没有挨饿，而且还供我们都上了学，就连身患残疾的弟弟也读到了初中。父亲精通稼穑，熟悉各种农活，当过生产队长，也下过煤窑，还采过石棉矿。在父亲的精打细算和母亲的勤俭持家下，我家在本村村民中第一个买了缝纫机，第一个买了自行车，第一个给上高中的学子买了手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家接连考出了一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父亲成了全乡重视教育的农民典型。父亲对于子女的教育贯穿于成长的每个时期，他很早就教导我们：做人志不要短，话不要满，做事眼不要黑，心不要毒。能做到，老天爷就会照拂你。那年，父亲在听到我入党以后，严肃地说：“共产党王法严，你可千万不要做那些有的没的（不靠谱、无底线的事）”。父亲治家有道，发家有方，父亲对于教育、婚姻的见识，时至今日也让我自叹弗如。
前些日，父亲到了弟弟家，弟弟是个医生，尽管输液打针，百般疗治，但病情不见好转。回顾前情，从听不见，到走不动，从拄拐杖到下不了地，不过是三两年、三两个月的时间。由量变到质变，父亲的生命显然已经进入倒计时，但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是非常丰厚的。扫读父亲的二维码，深感其含量的丰富和内容的博大。父亲是一部历史，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社会剧变，他是土城村百年历史的见证者。父亲又是一本哲学书，父亲的价值观浸润着中庸、质朴、实事求是的精粹。父亲也是一名教育家，他言传身教教会了我们立身刚正，处世不盲从。然而如此严父竟垂垂老矣，我多么想再听父亲讲三国，多么想和父亲再议村中事，多么想让父亲亲眼看到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可是，这已经是奢望。今天的父亲正像一匹嘶鸣不已、伏地不起的老马，满腹无奈地望着苍天，沧桑写满了父亲的脸，父亲此刻在想什么？也许父亲想的是再也不能翻过高高的大青山，为我送衣和送粮……
敬爱的父亲，我不甘心地看着您一天天老去，我在不停地扫读您的二维码！
